五年理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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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理蕃计划 | |||||||
| 日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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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 | 五箇年理蕃計画／五ヶ年理蕃計画 | ||||||
| 旧字体 | 五箇年理蕃計畫／五ヶ年理蕃計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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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理蕃计划，或简称理蕃计划[1]:45，是1910至1915年间，台湾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在《马关条约》下取得福建台湾省后，为了向原住民领域扩张所采取的武力征讨策略，旨在迫使原住民归顺臣服，也是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关键。[2]同时，也是现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原住民政权地区的重要时期，整个台湾岛自此真正由单一国家政府统治。
历史背景
[编辑]自明郑以来，大量中国移民到台湾，就因为拓殖垦地与原住民接触或冲突，甚至武装殖民，逐步占领原住民土地。清代虽然限制移民，确立国界，划界立碑，阻止与原住民政权间的冲突，但是源源不绝的汉人移民，仍不时越界进入山区，铤而走险，随着汉人增多与原住民政权的陆续瓦解，清朝在台领土范围也日渐增大。[3]
直到清末，列强觊觎台湾，罗妹号事件、牡丹社事件，让大清帝国察觉台湾的战略地位以及资本主义资源开发的重要，开始有系统性的计划并吞全台，将全岛纳入领土范围，并实施“开山抚番”，先透过外交手段在原住民政权境内设官制服，若不从，则以军事力量全面进攻，如大港口事件、加礼宛事件等事件，但最终并未完成。甲午战争后，福建台湾省等其他地区割让日本，日本则承袭此构想，逐步扩张领土范围。
从日治初期，日本对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台湾蕃族分布图”，所谓的“生蕃”地区几乎涵盖台湾岛一半以上的面积，可见其政治及经济资源的重要。
理蕃一词，于1904年伊能嘉矩主编之《台湾蕃政志》便已出现，1908年总督府出版之《理蕃概要》也有此词，1910年总督佐久间左马太计划用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时，更命名为五年理蕃计划。
1902年（明治35年）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关于蕃政问题之意见》，以马关条约与台湾住民国籍选择权的规定，认为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日本帝国取得的割让土地上，有受日本政府承认成为日本帝国臣民的权利。此时台湾总督府认为汉人的武装反抗已经受到压制，而大致平定，此年爆发新竹赛夏族的南庄事件， 便吸引总督府的目光。 因此1903年成了理蕃政策大转变的一年，总督府认为以往的绥抚政策行不通， 必须改采武力征伐，故将理蕃事务移转到警察机关，所有蕃人蕃地相关事务，皆由警察本署管辖，蕃政与警政合一。
1906年佐久间左马太就任第五任台湾总督，由过去封锁围堵政策改为高压手段实施原住民政策，软硬兼施的手段没有顺利获得目的，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败[4]。佐久间左马太要求台湾总督府警视总长大津麟平拟订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平定凶蕃”，“将蕃人所有的枪械及弹药全部没收，于蕃地设置永久性的驻在所以统御蕃人，拥护开发利源之企划”。[5]为了配合佐久间左马太的五年理蕃计划， 1909年10月废除警察本署，改设蕃务本署。
行动经过
[编辑]1910年(明治43年)，订定“五年理蕃计划”，编列1630万日圆经费，企以军警联合以武力彻底讨伐原住民，迫使全台湾的原住民归顺。[6]
五年理蕃计划筹划于前两年达成“北蕃”讨伐，并全面推进隘勇线，于台湾南部则以安抚及调查为先，开辟道路以供未来镇压。 第三年则全力讨伐“太鲁阁蕃”。第四年则针对台湾南部、东部不肯归顺的原住民部落， 铺设东西向横贯道路。第五年将隘勇线全面改建成永久性道路。[7]
总督府讨伐的目的之一，根除原住民出草的行动，首先必须要求原住民交出武器。因此，以武力为后盾，先攻占重要据点，然后对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提出缴交武器和归顺的要求，若愿意“归顺”，交出枪支武器者，则发给补偿金。不从者，则武力攻击，炮轰反抗部落，震摄原住民，或派兵攻占，逼迫投降归顺。若原住民逃走遗留村落，则烧毁房舍，让原住民被迫投降。
五年计划理蕃事业期间，共出动军队三次：[8]
- 1910年5月的合欢（ガオガン，Gawgan，今三光），隘勇线推进。
- 1913年6月的奇拿饵蕃（キナジー，Qnazi）。
- 1914年5月起的太鲁阁战争。
军事行动都选定在5、6月发动，乃因雨量较少之故。
1914年(大正3年) 6月26日，佐久间左马太于战线视察中， 自断崖坠落而负伤，但6月29日后仍指挥军队持续对原住民发动攻击，直到8月10日トボコ等9个社原住民部落归顺，才结束。隔年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辞职，8月5日过世。 [9]
1915年(大正4年)，所有部落几乎归顺，总督府并解除原住民武装、没收枪械，完成武力理蕃阶段，原住民部落政情稳定。同年7月，台湾总督由安东贞美继任，掌管原住民事务、具有军事性质的蕃务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单位管理， 结束了以武力讨伐原住民的政策， 转到偏向同化治理的政策面。[6]
结果与影响
[编辑]原住民方面
[编辑]原住民部落遭军队与警察的包围下，受到饥饿压迫与强大武力攻击，不得已归顺交出枪械。台南新报社随军记者楢崎冬花曾纪载，“一家离散，单只一人归顺的弯腰老蕃妇如疯狂似的，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寻找至亲，……因饥饿而瘦削的蕃妇，宛然此世的饿鬼，那如丝线般的细手伸着手指……”。[10]
原住民方面的死伤人数，总督府的报告中并无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依据当时参加战争，步兵第一连队的下级兵士之的加藤洞源自传中记载:[a]
在卡秋固（カヨウ，Qacuq）社，原住民虽已投降，但依照讨伐本部的命令，于归顺日“点火烧蕃社”，不但逮捕住民，还以所提出的枪械不足为理由，以军刀“斩了一百二、三十人”。此外，在马赫坡（マエヘン，Mehebu）社“将七十五名生蕃推入穴中，士兵令其层层排列有如拍照般，然后在一声射击（号令）下枪杀之”。[11]
在对原住民的战事中，即便原住民已表明归顺而成俘虏者，也会依情况，毫无顾忌未经裁判而予以屠杀。[8]
总督府方面
[编辑]据《陆军省统计年报》统计，佐久间总督下之原住民战事，阵亡官兵（不包含警察官等）人数：[8]
- 1907年: 无
- 1908年: 5人
- 1909年: 2人
- 1910年: 86人
- 1911年: 无
- 1912年: 1人
- 1913年: 12人
- 1914年: 57人
现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原住民地区
[编辑]佐久间左马太完成大清帝国“开山抚番”未竟的事业，将现代化国家的权力，推展到台湾山地。在这之前，不论是大清帝国或是汉人殖民的势力，仅止于“番界”之外，未能完全有效进入或掌控原住民地区。但是，台湾总督府此时打破“民番”分界，将所有台湾原住民纳入国家体制管理，将法律、行政、警察、教育、卫生、医疗、农业经济等引入原住民部落，包含土地资源的运用，统归由国家管理。许多山地原住民部落被迁居平地，原传统领域收归国有。
参考文献
[编辑]- 书目
- 黄唯玲《日治时期“平地蕃人”的出现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 第19卷第2期, 2012年6月
- 台湾经世新报社《台湾大年表》南天书局（昭和13年四版）
- 陈永龙、郑安睎《卑亚南古道与聚落研究报告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后藤干一《下级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审讨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讨究’ No. 9 (March 2007)
- 杉山靖宪，《台湾历代总督之治绩》，东京：帝国行政学会，1922。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31064（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1937。
- 引用
-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编). 遞信志 通信編. 臺北: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1928 （日语）.
- ^ 吳密察 ：《五年理蕃計畫》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永久失效链接]
- ^ 曾严奭，《清代台湾“民番界址红蓝线”田野现况调查与研究----以“南投市”及“名间乡”为范围》，修平学报第三十五期，民国一○六年九月
- ^ 黄铃华. 五年理蕃計畫. 《台湾历史辞典》.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数据库、远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中文（台湾））.[永久失效链接]
- ^ 台湾总督府警察本署，《理蕃志稿》第1卷（东京：青史社，1989复刻版），页694。
- ^ 6.0 6.1 黄铃华. 五年理蕃计划. 《台湾历史辞典》.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数据库、远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 ^ 而当时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太鲁阁讨伐战，由佐久间总督本人亲自督阵。
- ^ 8.0 8.1 8.2 近藤正己，〈“殖民地战争”与在台日本军队〉，《历史台湾》第11期，2016，页5-33。http://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8/c71f64a4-c88f-4c79-b2a8-869d1af54057.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官报》第907号，大正4（1915）年8月10日，页174，“汇报-官厅事项-官吏薨去”刊载：退役陆军大将正二位勋一等伯爵佐久间佐马太于本月5日过世。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3015/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楢崎冬花，《太鲁阁蕃讨伐志》台北 : 台南新报社台北支局，1914年，页260。
- ^ 后藤干一《下级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蕃讨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讨究 9号，2007年3月，东京，页131-148。
注释
[编辑]- ^ 加藤洞源(1891-1952年)本名加藤新一，洞源为其法名，出生于爱知县丹羽郡岩仓町(现岩仓市)曾野。大正元年(1912年)因征兵进入台湾步兵第一连队，在理番事业之名的讨伐作战中，有两年的战斗经验。大正9年(1920年)成为神奈川县高座郡报恩寺住持，过世前一年完成回忆录，记载生蕃讨伐中悲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