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產主義
民族共產主義是指不同國家的領導人通過實施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各種形式，利用民族主義或民族認同的各個層面來形成獨立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1]民族共產主義被用來描述那些試圖根據獨特的民族特點和民族情況以形成獨特的共產主義變體的運動和政府，而不是遵循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制定的政策。在每個獨立國家、帝國或屬地，階級和民族之間的關係都有其特殊性。
那些試圖推行獨立的外交和國內政策，與蘇聯的利益相衝突的共產黨被描述為「國家共產主義」的例子，然而這種形式的國家共產主義與接受民族主義言論的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運動）不同。這方面的例子包括約瑟普·布羅茲·鐵托和他帶領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納吉·伊姆雷的反蘇進步社會主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以及卡達爾·亞諾什的古拉什共產主義。[1][2]
那些試圖通過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理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來遵循自己的共產主義變體的共產黨被描述為「民族共產主義」。這些政黨包括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領導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3]、波爾布特領導的民主柬埔寨[3]和主體思想領導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4][5]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產主義是非常國際主義的，因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被期望將階級衝突置於民族主義之前，作為工人階級的優先事項。民族主義通常被視為資產階級用來分裂和統治無產階級的工具（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防止他們團結起來反對統治階級。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的影響非常大，而之後從一國社會主義開始，發展到冷戰和不結盟運動，使民族共產主義成為更大的政治現實。
《共產黨宣言》（1848年）
[編輯]在19世紀40年代，「共產主義者」這個詞開始被普遍使用，用來描述那些把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俱樂部的左翼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先祖的人。[6]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成立。同盟請求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其被同盟通過並在1848年出版。《共產黨宣言》發表了包括如何在國家內執行宣言綱領的一些觀點。其在序言指出，《共產黨宣言》產生於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人，發表他們共同的觀點、目標和傾向。[7]第一章就其討論了資產階級的崛起如何導致了全球化和國家地位的問題：
- 取而代之的是由本國生產滿足的舊需求，我們發現新的需求，需要遙遠的土地和氣候的產品來滿足它們。取代過去的地方和國家的封閉和自給自足，我們有各個方向的交往，各國之間的普遍相互依賴。
- 正如它使國家依賴於城鎮一樣，它也使野蠻和半野蠻國家依賴於文明國家，農民國家依賴於資產階級國家，東方依賴於西方。......雖然在實質上不是，但在形式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場民族鬥爭。當然，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必須首先與自己的資產階級解決問題。
馬克西姆·羅丁森在《馬克思主義與穆斯林世界》中寫道：[8]
- 古典馬克思主義一度忠實於馬克思本人，假定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是帝國主義。但沒有提供證據來支持這一論點。
羅曼·羅茲多爾斯基認為：
- 「當《宣言》說工人『沒有國家』時，這是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而不是指民族意義上的國籍。工人『沒有國家』，因為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說法，他們必須把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視為壓迫他們的機器，在他們取得政權之後，他們同樣在政治意義上『沒有國家』，因為獨立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只是通往未來無階級和無國家社會的過渡階段，因為這樣的社會的建設只可能在國際範圍內進行。」
之後的使用
[編輯]米洛萬·吉拉斯在他的《新階級》（1957年）中推廣了「民族共產主義」一詞：「沒有任何一種共產主義形式......是以任何其他方式存在的，除了民族共產主義。為了維持自己，它必須成為民族的」。在這幾年前，前共產主義者羅易指出「亞洲的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塗成紅色的民族主義」。荷蘭左翼共產主義者安東尼·潘涅庫克和俄羅斯君主主義者尼古拉·烏斯特里亞洛夫和瓦西里·舒爾金在1920年指出，俄羅斯人首先將共產主義「民族化」。他們因此提出布爾什維克在結構和意識形態方面與所有其他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不同之處，並提出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左翼組成）可以被視為第一個民族共產黨。1918年3月，列寧將他的黨更名為俄羅斯共產黨。
少數法國法西斯分子，如政治家皮埃爾·克萊門蒂，採用了「民族共產主義」這個詞。存在於1934年—1944年的法國國家共產黨，擁護「國家共產主義」綱領，因其與法西斯主義的相似性而受到關注，並流行種族反猶太主義。該組織還因其支持泛歐民族主義和附庸主義的鼓動而聞名，在納粹德國和瓦隆大區之間保持着聯繫。後來，該黨從其名稱中刪除了「民族-共產主義」，將自己更名為「法國民族-集體主義黨」。[9]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National Communis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22-04-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0）.
- ^ Skilling, H. Gordon. The Crisis in Eastern Europe Communis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84, 39 (2): 429–455 [2022-04-10]. JSTOR 40202342. S2CID 147194186. doi:10.1177/0020702084039002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2）.
- ^ 3.0 3.1 Kiernan, Ben. Cambodia: Detonator of Communism's Implosi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 2017. ISBN 9781316471821. doi:10.1017/9781316471821.006.
- ^ Chen, Cheng; Lee, Ji-Yong. Making sense of North Kore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40 (4): 459–475 [2022-04-10]. JSTOR 48609679. doi:10.1016/j.postcomstud.2007.10.0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02）.
- ^ Byun, Dae-Ho.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of 'Juche' and the challenge of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學位論文). University of Miami. 1990 [2022-04-10]. ProQuest 30383554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9）.
- ^ David Fernbach,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g. 23.
- ^ Marx K. & Engels 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ugust 16, 2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1-27）.
- ^ Rodinson, Maxime.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Zed Books. 1981. ISBN 978-0-85345-586-8.
- ^ Camus & Lebourg, p. 64; Gordon et al., p. 276; Leclercq,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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