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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漢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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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廣場的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2009年）

西藏漢化政策是指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對在西藏自治區以及周圍地區的漢化政策。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西藏以來，政府對西藏在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批評者認為，政府資助鼓勵大量漢族人遷入西藏是為進一步漢化此地。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策據稱導致了西藏傳統文化的消亡；他們將這稱為「文化滅絕」。[1][2][3]

中國政府認為其政策對西藏有利，西藏文化與社會的變化是現代化的結果，而西藏經濟也得到改善和增長，基礎設施和相關公共服務等完善提高了藏人的生活質量水平，西藏語言與文化也得到因有的保護。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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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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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昌都戰役

清朝覆滅之後併到1950年這段時間，西藏大概上為一個法律雖屬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卻又為事實上的獨立國家，儘管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但它可印製自己的貨幣和郵票；雖然沒有派遣外交大使但他卻依舊於在國際上有着外交活動。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聲稱統治三省（安多、康區和衛藏），但實際只控制康區西部與衛藏。[4]

中華民國建立後，當時西北部回族軍閥、青海省長馬步芳被藏民指控在藏區實施漢化和伊斯蘭化政策。[5]據稱在馬步芳的統治之下，許多藏民被強迫皈依（英語：Forced conversion），並繳納各種苛捐雜稅。[6]

西藏噶廈政府將阿沛·阿旺晉美派往康區昌都，這是一個靠近邊境的戰略重鎮，命他堅守陣地，同時從拉薩派來援軍與支援其與解放軍作戰。[7]1950年10月16日，解放軍向昌都推進，並占領了日沃切鎮。[8]之後，阿沛和他率領的士兵撤退到一座寺院，最終他在那被解放軍包圍後俘虜。[9]隨後，阿沛寫信勸說西藏噶廈政府和平談判。[10]其後於談判中根據中國談判代表的說法：「是和平解放西藏，還是用武力解放西藏，由你們自己選擇。而對於我們而言這只是給解放軍發一封電報，然後讓他們重新開始向拉薩進軍的問題。」[11]由於西藏當時缺乏世界各國的承認與支持，向聯合國求助也無功而返，加上當時英國退出印度，又正值朝鮮戰爭爆發，英法不願節外生枝。以上原因促使達賴喇嘛於1951年8月給毛澤東發了一封接受協議的電報。[12]西藏談判代表們在脅迫下簽署了協議。[13]而後當時西藏談判代表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協議規定，西藏以自治地位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14]

1954年，毛澤東從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手中接過藏傳佛教經幡

中國方面將西藏併入中國統治稱為「西藏和平解放」。但達賴喇嘛認為這是殖民西藏。[15]，西藏青年大會也認為是入侵；[16]中國政府認為統治這些地區的合法性源自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據達賴喇嘛說，中國政府鼓勵漢人移民西藏。[15]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協議之前，西藏經濟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1950年代，35000名士兵駐軍使西藏的糧食供應緊張。1954年達賴喇嘛在北京訪問毛澤東時，毛澤東告訴他，他打算準備將把4萬名中國農民遷往西藏。[17][18][19]

參見：七萬言書

1960年代大躍進後，中國政府脅迫西藏農民種植玉米而非青稞。以至於最後收成不好而導致成千上萬的西藏人餓死。[20][21]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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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影響整個中國，西藏也不例外。紅衛兵襲擊當地平民，而他們被指控為走資派；六千多座寺廟被洗劫一空。僧侶和尼姑被迫離開他們的寺院，而那些反抗的人則被監禁。囚犯們被強迫做苦工，遭受酷刑並被處決。布達拉宮有受破壞之危險但時任總理周恩來批示，從而令布達拉宮沒受到紅衛兵的破壞。[22]

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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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用藏文與中文寫的告示牌（西藏拉薩，2018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政府頒布西部大開發戰略，以改善西藏經濟環境吸引漢族移民；[23]中國政府以勞動力素質低下與落後基礎設施為由鼓勵移民刺激競爭；並且鄧小平通過經濟改革將西藏的傳統經濟轉為市場經濟。[24]

西藏自治區的主體民族是藏族，2008年約占西藏人口的93%。[25][3][26]據稱，2008年藏區騷亂緣由之一據信是由於漢族回族大量移來西藏。[27][28][29]

中國政府投資開發西藏，作為其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的一部分；自2001年以來已在西藏投資3100億元人民幣（約456億美元）。2009年，它對西藏的投資超過70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31%。[30] 2006年建成青藏鐵路，耗資36.8億美元，導致西藏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的遊客增多。[31]上海政府出資860萬美元建造西藏上海實驗學校，1500名藏族學生在那裡接受中文教育。[32]有些年輕的藏人認為他們是藏人也是中國人，並且能說流利的藏語和中文。[33]

20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指出「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34][35][36]2021年8月，汪洋在布達拉宮前宣布要在「西藏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37][38][39]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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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要求主導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的選舉，而這與西藏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相反。[40]當達賴喇嘛在1995年確認一名藏族男孩是班禪喇嘛的轉世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帶走了這男孩和他的父母；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自行選出了喇嘛；而達賴喇嘛選擇的那個男孩，即更登確吉尼瑪下落不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他家人不望受外人打擾；[41]

而西藏學校向家長發出警告，學生不可在寺院上課，而這在西藏是個傳統；同時也不可參與任何宗教活動；[42]若他們這樣做了，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如失去政府的福利和補貼。[42]

2010年以來，隨着對宗教迫害的升級，拆除象徵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祈禱旗幟的做法有所增加；[43]2020年6月，中國政府啟動了一項改革計劃，從青海果洛和昌都市騰衝縣開始，下令銷毀經幡。2019年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年度報告發現「中國警察和監視小組進入寺院和村莊，以監視西藏居民是否有反對中國統治的跡象」，面部識別技術等被用來鎮壓以及針對加強對公民的監控。[44][45]

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稱，2019年夏天，中國政府拆除了四川省亞青加藏傳佛教中心的數千間住宅，使多達6000名僧尼流離失所；2019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閉了拉隆噶爾佛學院，不再招收新學員。當局還加強了對擁有或展示達賴喇嘛照片的人的鎮壓；並在一些地區禁止學生在學校假期期間參加宗教節日活動。為了抗議政府的鎮壓政策，2009年2月以來，至少有156名西藏人為抗議自焚。[46]

教育、文化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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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民族地區的自治權，並規定地方政府應使用少數民族語言；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利用教育系統讓藏族人學習漢語推動漢化進程；21世紀初，青海藏區的藏族教育出現了藏語化的進程，通過藏族教育工作者的基層倡議，藏語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青海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主要教學語言；[47][48]但這種情況如今已不復存在，中國政府在2010年代迅速擴大同化政策。由於各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授課班學生在升學以及工作或進入勞動力市場中面臨重重困難，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面臨相當大比例的民語學校畢業生長期無法就業的巨大社會壓力時，加強漢語文教學，因此選用漢語進行授課便成了誘人的選擇；而因此，在勞動力市場或工作崗位上，要求藏語者的崗位越來越少，並被邊緣化。[49][48]

1987年，西藏自治區公布規定，要求在學校、政府辦公室和商店以藏語為主要語言；[50]這些規定在2002年被取消，其語言政策和做法已「危及」西藏文明與文化的流傳傳承；[50]在西藏地區，政府部門常使用漢語工作，事務也同樣使用漢語。經常可以看到提倡使用漢語的標語；寺院和學校經常為普通人開設藏語書面語課程，僧侶在旅行時也會授課，而政府因此命令寺院和學校結束課程。[51]中國共產黨於2018年12月發布命令，禁止藏族僧侶或其他未經批准的團體教授非正式課程[52]，並命令學校於2019年5月青海省果洛市停止用藏語教授所有科目，一年級的藏語課程除外。[53]

自1985年以來一直在運作的西藏寄宿學校，招生人數迅速增加。藏族兒童被帶離他們的家庭，以及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影響，並被安置在中國各地僅有的藏族寄宿學校，遠在西藏自治區之外。高年級學生只有在老師的陪同下才可以離開校園。中國政府的政策要求讓西藏公務員遠離達賴喇嘛與支持政府的民族政策；2020年4月，四川阿壩的課堂教學由藏語轉為漢語普通話。[54]

安置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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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2003年發起計劃，將游牧民安置到新建住房城鎮。[55] [56]此計劃安置曾在中國廣闊邊疆地區遊蕩的數百萬牧民，中國政府稱它將把剩餘的120萬游牧民遷入有學校、電力和現代醫療服務的城鎮。提出這一政策是政府認為放牧會損害草原生態；但中國與國外生態學家對這一政策提出質疑，稱將游牧民安置政策是有問題的；在中國政府建造的「遷移區」做的調查表明存在：長期失業、酗酒和游牧傳統斷裂；人權組織說，牧民的許多抗議活動都遭到嚴厲鎮壓。[57][58][59]

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游牧民安置政策過於強制性，並稱這政策導致「貧困加劇、環境惡化和社會崩潰」。[60]

2017年，由於2016年宣布的一項新政策，之前在青海安置計劃中被迫離開傳統牧地的藏族游牧民被告知要回去，這樣政府就可以將他們目前的家園開發為旅遊中心和公務員的住房。在新城鎮生活了兩年後，現在居民現在被迫搬回原來的草原，但他們如今沒了牲口，而牲口則是西藏游牧社區的主要生計來源。[61][62]

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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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拉薩集市

1949年，拉薩有300至400名漢族居民。[63] 1950年，拉薩城市面積不到3平方公里，而約有3萬名居民；當時布達拉宮與卓爾村被認為不屬於城市範圍內；[64][65] 1953年，根據第一次人口普查，拉薩約有3萬名居民（包括4000名乞丐，不包括15000名僧人）。[66]

1992年，拉薩的常住人口估計略低於14萬，包括96,431名藏族人，40,387名漢族人，以及2,998名回族和其他民族。此外，還有60,000-80,000名遊客或臨時居民，他們主要是前來西藏的朝聖者和商人；[67]同年，西藏自治區總人口達到225.27萬人，其中藏族人口216.80萬人，占總人口的96.2%。2000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拉薩市常住人口為47.45萬人；[68]同年，西藏自治區總人口達到251.23萬，其中藏族人口242.18萬，占總人口的96.4%。[69]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常住人口為3002166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全區人口2616329人相比，十年共增加385837人，增長14.75%。年平均增長率為1.39%；其中，藏族人口為2716389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40514人，漢族人口為245263人。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91.83%（藏族人口占90.48%，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1.35%；漢族人口占8.1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藏族人口增加289221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增加9923人，漢族人口增加86693人。[70]

根據最新的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拉薩全市人口的常住人口為867891人，其中包括藏族人口為608856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25953人，漢族人口為233082人。[71]而全區人口則達到3648100人，其中藏族人口為3137901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66829人，漢族人口為443370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藏族人口增加421512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增加26315人，漢族人口增加198107人。[72]

西藏問題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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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西藏問題

1989年，法國刑事律師羅貝爾·巴丹戴爾與達賴喇嘛一起參加一檔法國著名的人權節目《撇號》（Apostrophes）。在談到西藏傳統文化逐漸消亡時，巴丁特使用「文化種族滅絕」這一詞彙來描述。[73]1993年，達賴喇嘛使用了同樣的短語來描述西藏傳統文化滅絕；2008年西藏動亂中，他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並進行文化滅絕。[74]

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巴聶特說，是時候放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文化種族滅絕的指責了。[75]「我認為我們必須忘掉任何關於中國居心不良或試圖滅絕西藏文化的說法。」巴聶特在《紐約書評》的一篇評論中表達了他的疑惑。「如果西藏境內的藏族文化正在被滅絕，那麼為何西藏境內的那麼多藏族人似乎仍有更旺盛的文化生活，有一百多本藏文文學雜誌，甚至比流亡藏人中央文化更為活躍？」 [76]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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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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