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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攻西德尼街

座標：51°31′06″N 0°03′20″W / 51.51824°N 0.05549°W / 51.51824; -0.0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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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內政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左二）在事件現場視察

圍攻西德尼街（Siege of Sidney Street），亦稱斯特普尼之戰，指警方和軍隊與兩名拉脫維亞搶匪在倫敦東區爆發的槍戰。槍戰源於兩名東歐搶匪於1910年12月企圖搶劫倫敦溝渠街（英語：Houndsditch）一間珠寶店，結果導致三名警察殉職，另外兩名警察和拉脫維亞黑幫頭目喬治·加爾斯坦負傷。

倫敦市警察部隊和警察廳的調查確認了加爾斯坦的同夥，他們均在兩個星期內被一網打盡。警方獲悉幫派剩下兩名成員藏匿在斯特普尼西德尼街100號。1911年1月3日早上，警方疏散附近的當地居民，隨即展開交火。由於配備的武器裝備不足以應付，警方尋求軍隊的救助。圍攻大約持續了六個小時。在對峙快接近尾聲時，大樓起火，但其原因尚未確認。火勢得到控制時，大樓內一名鬧事者被擊斃。倫敦消防局（英語：London Fire Brigade）給廢墟滅火時，找到兩具屍體，但大樓坍塌造成消防員總監查爾斯·皮爾遜身亡。

此次圍攻標誌着倫敦警方首次請求軍隊協助處理武裝對峙，也是英國首場被（百代新聞社）攝像機記錄下的圍攻。部分鏡頭出現了時任內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圖像。他在事件中的參與程度引發了政治糾紛。1911年5月，溝渠街珠寶店槍擊案被捕人士受審，所有被告被判無罪，唯一一項罪名日後在上訴中被推翻。事件被拍成虛構電影《擒凶記》（1934）《西德尼街之圍（英語：The Siege of Sidney Street）》（1960），還被寫成小說。

作為事件的一百周年紀念，西德尼街的兩幢高層建築被以畫家彼得命名。這位幫派的未成年成員或許沒有現身溝渠街或西德尼街。犧牲的警察和消防員都被人用牌匾紀念。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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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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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沙皇俄國是大約500萬猶太人的家鄉，因此成為當時最大的猶太人社區。飽受宗教迫害和暴力屠殺，1875年到1914年間，約15萬移民抵達英國，其中大部分人前往英格蘭。移民潮於19世紀90年代達成巔峰，其中大部分是窮人或沒有一技之長人士的大量猶太移民定局倫敦東區[1][2]。部分地區幾乎被猶太移民完全佔據，190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溝渠街和白教堂都是公認的猶太人聚居區」[3]。

僑民中不乏革命人士，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無法適應倫敦政治壓迫少的生活。社會歷史學家威廉·費什曼（英語：William J. Fishman）寫道：儘管術語「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被英國媒體在思想上混為一談，交替使用兩詞指代懷揣革命信念的人士[4]，但「瘋狂的無政府主義者幾乎被接受為東區景觀的一份子」[5]。《泰晤士報》一篇社論指出，白教堂地區是「藏着一些尋求我們熱情好客接待的最頑劣無政府主義者和罪犯，這些人都拿着真刀真槍[6]。」

世紀之交，白教堂和阿爾德門區比薩拉比亞群體和敖德薩難民經常爆發幫派戰爭，該地區的各類革命派也甚是活躍[7]。1909年1月，倫敦兩名俄國革命派保羅·海爾弗爾德（Paul Helfeld）和雅各布·萊皮杜斯（Jacob Lepidus）企圖搶劫裝有工資的麵包車，造成2人死亡，20人傷，引發托特納姆暴亂（英語：Tottenham Outrage）。事件採用了俄國革命團體慣用的戰術：徵用或盜竊財產資助激進派活動[8]。

流亡分子大量湧入以及與之相關的暴力犯罪快速攀升，導致報刊的關注和評論高漲。政府通過1905年移民法案（英語：Aliens Act 1905），試圖減少移民數量。當時大眾媒體的觀點不一[9]，《曼徹斯特晚間紀事報》（Manchester Evening Chronicle）支持法案禁止「航髒、貧困、病態、長蟲且犯罪的外國人傾倒在我們的土地上」[10]。記者羅伯特·文德爾（英語：Robert Winder）在他英國移民考試中發表意見稱，法案「正式制裁一觸即發的排外發射」[11]。

拉脫維亞流亡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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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搶劫案的兩名拉脫維亞流亡幫匪徒
喬治·加爾斯坦，這是驗屍後警方發佈的搜尋情報的照片
畫家彼得（英語：Peter the Painter），他出現在倫敦警察局的通緝海報上

到1910年，俄羅斯流亡者經常在斯特普尼租庇利街（Jubilee Street）的無政府主義者聚會[12]。許多成員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而俱樂部成為了俄羅斯海外流散僑民的會面和社會活動場所，其中大多數人是猶太人[13]。參與溝渠街和西德尼街事件的一群拉脫維亞人[a]並非無政府主義者，儘管從他們的財物中發現了無政府主義文學[15]。該小隊的成員很可能是在俄羅斯被激化的革命分子。所有人持有激進左翼政治觀點，認為徵用私人財產是一種有效做法[4][16]。

團伙疑似頭目叫喬治·加爾斯坦（George Gardstein），本名或為波羅斯基（Poloski）或波羅卡（Poolka），但他用過加斯汀（Garstin）、波羅斯基、波羅卡、默里密茨（Mourimitz）、穆里維茨（Maurivitz）、莫羅澤夫（Morountzeff）、米洛維茨（Milowitz）、莫林特茨（Morintz）、莫蘭（Morin）和列維（Levi）[12][17]。加爾斯坦可能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抵達倫敦前曾於1905年華沙被指控犯有謀殺和恐怖主義行為[4]。

雅各布（或雅科夫）·彼得斯（英語：Jacob Peters），在俄羅斯當兵時是一名鬧事者，後來去當造船廠工人，坐過牢，受過哥薩克人摘手指甲的酷刑後逃到英國。

弗里茨·斯瓦拉斯（Eritz Svaars）因恐怖主義罪名三度被俄羅斯當局逮捕，但每次都逃脫了。1910年6月抵達倫敦之前，他曾在美國犯下一連串搶劫案。

另一位成員是綽號「畫家彼得」的神秘人，真名可能為彼得·皮亞克托（或皮亞科夫、皮亞特科夫或皮亞克托夫）[17][b]或賈尼斯·扎克利[18]。伯納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概述中寫道，這位無政府主義者身世的確切細節不得而知「他的傳記沒有任何完全可靠的事實」[4]。

威廉（或約瑟夫）·索科洛夫（或索科洛）是拉脫維亞人，1905年在里加因謀殺和盜竊被捕，後前往倫敦[4]。

卡爾·霍夫曼（Karl Hoffman），本名阿爾弗雷德·迪爾科爾（Alfred Dzircol），數年間曾參與革命和犯罪活動，包括走私軍火。他在倫敦當油漆匠[19]。

約翰·羅森（John Rosen），本名約翰·澤林（John Zelin）或泰林（Tzelin），1909年從里加來到倫敦，當過理髮師[20]。

馬克斯·斯莫勒（Max Smoller），又名喬·列維（Joe Levi）和「猶太人的約瑟夫」（Josepf the Jew），他在家鄉克里米亞因犯下數起劫案而被通緝[21]。

首都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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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829年大都會警察法案（英語：Metropolitan Police Act 1829）》和《1839年倫敦市警察法案》，城中部署着兩支警察部隊，一支是管轄首都大部分地區的倫敦警察廳，另一支是負責歷史城區執法的倫敦市警察[22][23]。1910年12月溝渠街事件落入到倫敦市警察的管轄範圍內[24][25]。兩支部隊均受時年36歲的內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政治控制[22][26]。

兩支警察正常執法過程中，僅有一支短木質警棍作為保護。面對西德尼街一案中的持槍對手時，警方會配備韋伯利或公牛犬左輪手槍、霰彈槍和點22莫里斯槍管的小口徑步槍，其中小口徑步槍在小型室內走廊槍擊案中更為常見[25][27][28]。

溝渠街謀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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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現場照片，一群警察在背對着溝渠街商店門面後的交易大樓外。

1910年12月，化名喬·列維的斯莫勒造訪了背靠溝渠街眾多地產的小死胡同處的交易大樓（Exchange Buildings），租下大樓11號。時隔一周，斯瓦拉斯（Svaars）租下9號房一個月，聲稱是要用來放東西[29][30]。流亡幫沒有租下正對他們的目標，即正正位處在亨利·塞繆爾·哈里斯（Henry Samuel Harris）在溝渠街119號開的珠寶店後部的10號房。珠寶店的保險箱據稱裝着價值兩三萬英鎊的珠寶[31][32]。哈里斯的兒子後來說，總值僅為7000鎊左右[33]。之後兩個星期，團伙買下各式各樣必備裝備，其中有一個長18.25米的印度產橡膠煤氣軟管、一個壓縮媒體汽缸和一個包含金剛石焊接鑽頭的工具包[34][35]。

除了加爾斯坦，1910年12月16日出現在溝渠街的所有黑幫成員身份都經確認。伯納德·波特在寫《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時，認為被破壞他們盜竊計劃的警察所擊斃的索科洛夫和彼得斯有可能也露面。彼得斯認為畫家彼得那晚沒在店內[4]，而記者J·P·埃迪（J.P. Eddy）認為斯瓦拉斯也在場[36]。曾寫下事件歷史的前警察唐納德·倫比洛（Donald Rumbelow）認為在場的有加爾斯坦、斯莫勒、彼得斯和杜波夫，他們帶上包括索科洛和斯瓦拉斯在內的第二小隊，以防工作要持續到第二天[37][38]。倫比洛也認為畫家彼得和妮娜·瓦西列娃（Nina Vassilleva）在案件中要麼負責把風，要麼起不為人知的作用[37]。

12月16日，從交易大樓11號後面的小院出發的一行人，打破了珠寶店後面的牆[39]。10號自12月12日起空置[40][c]。當晚10點左右，馬克斯·威爾（Max Weil）回到家中，聽到從隔壁傳出的奇怪噪音[41][d]。在屋外，威爾找到所屬管區的警員派珀（Piper）。派珀檢查了溝渠街118號和121號，聽到噪音，覺得不尋常而進一步調查。11點，他敲了敲唯一後面亮着燈的交易大樓11號的門。門打開的樣子十分鬼祟，派珀立馬警覺起來。為了不引起開門人注意，派珀問他「你老婆在不在？」男子用粗獷的英文回應警察，「她出去了｡」，警察便說「之後再來｡」[43][44]。

警長塔克、賓利和警員切特於1910年12月16日執勤時遇害。

據派珀報告，他離開交易大樓回到溝渠街時，看到死胡同陰影中有個男人形跡詭異。派珀接近他時，他逃開了。後來，派珀形容他大約1米7高，頭髮灰白[45]。派珀來到溝渠街，去到附近的主教門警察局（Bishopsgate Police Station）時，看到兩名其他轄區的警員伍德漢斯（Woodhams）和喬特（Choate）盯着溝渠街120號和交易大樓11號[46]。到11點30分，七名制服和兩名便衣警察聚集在案發現場，均配有木質警棍。主教門警察局的本特利（Bentley）警長敲開11號門，卻沒意識到派珀已經做過相同的事，此舉無疑驚動了匪徒。應門的是加爾斯坦。之前本特利問他有沒有在這工作的，他沒有回應。本特利再問他有沒有接待說英語的人，加爾斯坦本開着門，消失在屋內。本特利帶着布萊恩特警長（Bryant）和警員伍德漢斯進入大廳，看到他的褲腿底部。很快，他們便意識到有人在樓梯盯着他們。警察問男子能不能去房子後院，男子同意。本特利往前走，一名匪徒一邊開後門逃跑，一邊以手槍開火，樓梯上的人也開火。本特利肩膀和脖子中彈，第二輪交鋒脊椎遭重創。布萊恩特肩膀和胸部中彈，伍德漢斯腿部受傷之餘還斷了股骨，兩人都倒在地上[47][48][49]。儘管兩人也活了下來，但沒能徹底痊癒[50]。

匪徒離開大樓，逃進死胡同，其他警察上前阻止。警長查爾斯·塔克爾（Charles Tucker）中了彼得斯的兩槍，一槍擊中臀部，另一槍則擊中了心臟，他當場死亡。喬特撲向加爾斯坦，奪去了他的槍，但俄羅斯人朝喬特的腿部開槍。其他匪徒衝上前幫助加爾斯坦，期間朝喬特開了12槍，但同時也誤傷了加爾斯坦。警察倒地，加爾斯坦被彼得斯在內的同夥拖走[47][51]。這些人得到一名神秘女子的幫助，得以和加爾斯坦逃跑。路過的艾薩克·利維（Isaac Levy）上前搭訕，匪徒的槍口把他嚇得不輕。他是唯一目擊逃跑的人，能提供可靠的細節。其他目擊者確信他們看到的一伙人是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認為其中一名男子喝醉酒，需要同伴幫助[52]。彼得斯等人前往斯瓦拉斯和畫家彼得在金融街旁格魯夫街（現戈德林街）59號的住所，兩名同夥盧巴·米爾斯坦（Luba Milstein，薩瓦拉斯的情婦）和薩拉·特拉松斯基（Sara Trassjonsky）負責照料加爾斯坦[53]。把加爾斯坦放上床後，彼得斯把他的德萊賽手槍留在床底下，讓傷者看上去要麼像殺害塔克的兇手，要麼讓他為可能到來的警察作反抗的準備[54][55]。

團伙使用的作案武器
德萊賽M1907半自動手槍
毛瑟C96手槍

其他警察抵達溝渠街，開始照顧傷者。塔克的屍體被送上出租車，帶到白教堂路倫敦醫院（現皇家倫敦醫院）。切特也被帶到同一間醫院療傷，但他在12月17日凌晨5點半離世。賓利被帶到聖巴多羅買醫院。抵達時他處於半昏迷狀態，但傷勢不重，能夠和懷孕的妻子說話，以及回答關於案件的問題。12月17日下午6時45分，他病情惡化，最終於7點半去世[56][57]。塔克、賓利和切特的死亡，標誌着案件是英國在和平時期警察死亡人數最多的案子[24][41]。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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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新聞畫刊（英語：The Illustrated Police News）》刊載的警方發現加爾斯坦屍體的情形。

遵照雙方協議要求，倫敦警察局通知了倫敦警察廳，雙方參與調查的警探都配備了左輪手槍[58]。隨後的調查對警方而言是莫大的挑戰，英國警方和調查地區的大部分外國居民存在文化差異。警隊沒有說俄語、拉脫維亞語和意第緒語的人[59][60]。

12月17日凌晨，由於加爾斯坦病情惡化，米爾斯坦和特拉松斯基越來越擔心，他們派來當地的一名醫生，說病人不小心被朋友打傷[36]。醫生認為子彈還在胸內，後來發現它碰到了心臟的右心室。醫生想把加爾斯坦送往倫敦醫院，被拒絕了。沒有別的選擇，醫生賣給他們止痛藥便離開了。當天早上9點，俄羅斯人過世[61]。醫生早上11點回來，發現了屍體。他沒有聽說交易大樓昨晚的事件，所以向驗屍官，而不是警察報告了死亡。中午，驗屍官向分區警探督察弗雷德里克·溫斯利（英語：Frederick Wensley）領導的當地警方報告了死亡，警方去葛洛夫街找到了屍體[62]。進去的時候，特拉松斯基在隔壁房間，他匆忙燒錢時，立馬被警方找到。她被帶到舊猶太（英語：Old Jewry）的警察總部[63]。許多錢被找回，得以將嫌犯和東區，尤其是活躍在當地的無政府主義組織聯繫在一起[64]。溫斯利對白教堂地區非常熟悉，之後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擔任倫敦金融城警隊的聯絡人[65]。

加爾斯坦的遺體被轉送到當地的一間太平間。洗過他的臉，梳理了他的頭髮，將他的眼睛睜開，警方拍了他的照片。照片和對幫助加爾斯坦從交易大樓逃脫的同案犯的描述，以俄文和英文印在詢問當地人信息的海報上[66][67]。約90名警探大力搜索東區，散佈他們正在尋找的細節。當地的房東艾薩克·戈登（Isaac Gordon）報告了他的房客妮娜·瓦西列娃（Nina Vassilleva），她此前曾對他說自己曾住在交易大樓。溫斯利懷疑這名女性，結果在她的房間找到無政府主義出版物，外加一張加爾斯坦的照片。公眾和團伙的同事們開始提供信息，最終12月18日費德勞夫在家中被捕，12月22日杜波夫和彼得斯落入法網[68]。

1910年12月23日，聖保羅大教堂為塔克、賓利和喬特舉行追悼會。

12月22日，聖保羅大教堂為塔克、賓利和喬特舉行公眾追悼會。國王喬治五世特使愛德華·我林頓（英語：Edward Wallington）、丘吉爾和倫敦市市長出席[69][70]。案件震驚倫敦市民，而追悼會證明他們的感受。大約1萬人在聖保羅周邊地區等候，當地眾多企業關閉，以示尊重，臨近的倫敦證券交易所暫停交易半小時，讓交易員和員工們沿着針線街觀看儀式。之後，棺材被送往13公里的陵墓，75萬名民眾在沿線夾道送別，向靈車扔花[71][72]。

12月23日，主教門警察局舉行身份指認儀式（英語：Identity parades）。被看到離開交易大樓的艾薩克·李維指認彼得斯和杜波夫，他曾看到兩人馱着加爾斯坦。費德洛夫在事件中被人目睹一事也被確認[73]。翌日，費德洛夫、彼得斯和杜波夫在市政廳警察法庭受審，被控涉嫌謀殺三名警察，密謀闖入珠寶店。三人不認罪[74][75][76]。

12月27日，房東看到尋找加爾斯坦後通知警方。溫斯利和他的同僚造訪斯特普尼在金街的住所，搜獲刀子、槍支、彈藥、假護照和革命黨出版物[77]。兩天後，市政廳警方法庭再度開庭。除費德洛夫、彼得斯和杜波夫外，米爾斯坦和特拉松斯基在場。由於部分報告英語水平較低，訴訟全程使用口譯員。最終，案件延期到1911年1月6日審理[34][78]。

1911年新年，俄羅斯猶太移民里昂·比翁（Léon Beron）的屍體在倫敦南部的克拉珀姆公地被找到。里昂被打成重傷，臉頰有兩道長達兩英寸的蛇形傷口。報章將這起案件和溝渠街與之後的案件聯繫起來，儘管當時理據並不充分[79][80]。歷史學家克拉克（F G Clarke）在事件的歷史中找到另一名拉脫維亞的證詞，這人聲稱比翁已經被殺害，這是因為比翁是負責傳遞情報的線人，而且打算將情報告訴他，比翁遇害是先發制人的行為，旨在嚇唬當地人，讓他們別泄露無政府主義者的消息[81][82]。

加爾斯坦的海報並沒有效果，新年過後，一名民眾提供了斯瓦拉斯和索科洛夫的信息[65]。這名線人告訴警方，兩人藏在西德尼街100號，和索科洛夫的情人貝蒂·格順（Betty Gershon）住在一起。線人被勸說前往該地點，證實兩人仍在場[83]。1月2日，警方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對策。溫斯利、倫敦警察廳高級成員威廉·諾特-鮑爾爵士和倫敦警察局局長出席會議[84]。

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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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新聞畫報》寫道：「西德尼街的現役蘇格蘭近衛團：兩名男子從被圍房屋正對面的臥室開槍[85]。」

1月3日午夜過後，倫敦警察局和倫敦警察廳的200名警察封鎖西德尼街100號臨近地帶。荷槍實彈的警察被安排在正對着100號的111號[86]。整個晚上，街區的居民被喚醒和撤離[87]。溫斯利叫醒了100號地下室的住戶，讓他們去抓格順，聲稱她的丈夫生病了要找她。格順一到場，警方便把她抓到倫敦警察局總部，地下室住客也被撤離了。除了斯瓦拉斯和索科洛夫，100號目前沒有居民，幸好兩人似乎沒被撤離行動驚醒[88]。

根據法律和警察守則，警員不可主動開槍。而且建築物內的通道狹窄而且彎曲，警員無法接近疑犯。基於以上因素，警方決定等待到天明才展開行動[89]。上午7點30分，一名警察敲響100號室的大門，但沒人響應。警方隨後朝窗戶扔石頭以驚醒屋內的人。斯瓦拉斯和索科洛從窗口探出頭，並向警方開槍。一名警長胸部中槍。受傷警長被及時帶離現場並送往倫敦醫院[90][e]。警員開槍還擊，但因射程及火力不足，無法壓制使用連發槍械的嫌犯。[91][92]。

上午9點，兩名疑犯似乎獲得火力更強的槍械及彈藥補給。現場指揮官穆爾范尼警司（Superintendent Mulvaney）和斯塔克總警司（Chief Superintendent Stark）聯絡斯格蘭場的助理處長弗雷德里克·伍德豪斯（Frederick Wodehouse）要求增援。伍德豪斯致電內政部要求增援，內政部大臣丘吉爾指派駐紮在倫敦塔的蘇格蘭近衛團前往現場增援[93][94]。這是倫敦警方首次要求軍方增援[95]。蘇格蘭近衛團的21名士兵於10點左右抵達現場，並佔據街道兩邊和對面房屋。隨後的戰況膠着[25][96]。

丘吉爾視察西德尼街現場。

11點50分，內政部大臣丘吉爾抵達現場[97]。後來他認為人們不歡迎他，有人問：「讓他們進來不？」，指自由黨的移民政策讓俄羅斯的難民湧入[98]。丘吉爾在行動中的角色並不明確。他的傳記作者保羅·愛迪生（Paul Addison）和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都認為他沒有指揮警方行動[99][100]，但倫敦警察廳對事件歷史記載表明西德尼街事件是「內政部長指揮警方作戰的罕見案子」[25][f]。丘吉爾在隨後寫給《泰晤士報》的信中澄清了他在場的角色：「我沒有以任何方式干預現場警方的部署。我既沒有推翻當局，也沒有取代他們。由始至終，警方完全放開手做事......我沒有派炮兵或工程師。我沒有就他們該不該前往而作諮詢[102]。」

雙方的交戰於12點到12點半達到高潮，但到了12點50分，大樓的煙囪和二樓窗戶冒煙，至於火災是如何發生的，是意外所致還是有意為之，沒人知道[103]。大火逐漸蔓延，到1點半，大火難以撲滅，並蔓延到其他樓層。蘇格蘭近衛軍派出第二支部隊，帶來了一支馬克沁機槍[104]。不久後，索科洛夫頭探出窗外。他被一名士兵開槍打中，倒在屋內[105]。在場的倫敦消防局（英語：London Fire Brigade）高級官員要求撲滅大火，但遭到拒絕。他接觸丘吉爾，要推翻這一決定，但內政大臣批准警方的決定[100][102]。丘吉爾後來寫道：「我當時作出干預以解決消防和警方之間的激烈爭議。我以內政大臣的身份指示消防，這間房子可以被燒毀，但他要做好準備防止火勢蔓延[106]。」

消防員在圍攻行動尾聲處理西德尼街100號的火情。

到下午2點半，房內的槍聲停止。一名警探沿牆邊推進，並將門口推開然後撤退。其他警察和士兵馬上包圍大樓門口，以等待兩名疑犯行出大門，但沒人離開。這時屋頂部分倒塌，旁觀者都清楚兩名疑犯都死了。消防隊獲准撲滅火災[107][108]。2點40分，丘吉爾離開現場，皇家馬兵炮兵（英語：Royal Horse Artillery）帶着兩門13磅炮彈大炮到場[109]。消防隊進入大樓撲滅大火時，找到了索科洛夫的屍體。五名消防員被一面倒下的牆壓倒，被送往醫院[110]。其中，消防隊長查爾斯·皮爾遜（Charles Pearson）頭骨骨折，於六個月後不治身亡[111][112]。消防員在大樓架設起臨時支撐後開始搜查該住所。晚上6點半左右，第二具屍體斯瓦拉斯被發現並送往太平間[113]。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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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探在圍攻結束後視察西德尼街100號。

百代新聞社的鏡頭記錄了圍攻行動，這是他們最早期的報道之一，也是首個被攝錄下來的圍攻行動，其中包括丘吉爾在場的畫面[14][95]。新聞片在影院上映時，觀眾向丘吉爾抱以「開槍打他」的噓聲[114]。他的在場對許多人來說是有爭議的，反對黨領袖阿瑟·貝爾福表示：「據我所知，他（丘吉爾）所處的位置，用軍事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火區，他和攝影師都在冒着生命危險。我清楚攝影師的職責，但這位尊敬的紳士又在做什麼呢？我當時想不通，現在也不明白[115][116]。」詹金斯認為他只是「忍不住要親自去感受下這種樂趣」罷了[117]。

1月，溝渠街和西德尼街謀殺案審訊舉行[118][119]。陪審團在十五分鐘內得出結論，兩具屍體屬於斯瓦拉斯和索科洛夫，而塔克、賓利和喬特是被加爾斯坦等人在盜竊期間殺害[118][119]。羅森於2月2日在中哈克尼井街工作時被捕[20]，霍夫曼於2月15日被拘留[120]。收押程序從1910年12月米爾斯坦和特拉松斯基出現開始，到1911年3月結束，霍夫曼於2月15日入獄，期間舉行了24場個人聽證會。2月，米爾斯坦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霍夫曼、特拉松斯基和費德洛夫也因同樣的原由於3月獲釋[121]。

剩下的四名被捕的黑幫分子於5月在奧卑利接受格拉漢姆法官（英語：William Grantham）聽證。杜波夫和彼得斯被控謀殺塔克，杜波夫、彼得斯、羅森和瓦西列娃被控「窩藏重罪謀殺犯，一致串通並同意，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形下闖入亨利·塞繆爾·哈里斯的商店，盜走他的貨物」[122][123]。由於被告言語不同且個人生活混亂，訴訟過程出現了問題[124]，案件審訊持續了11天[125]。最終，除了瓦西列娃被控密謀盜竊，其他人被判無罪。她被判處兩年徒刑，但其定罪後來被上訴推翻[122][126]。

《外國人法（英語：Aliens Act 1905）》飽受批評後，丘吉爾決定加強立法，根據十分鐘規則（英語：Ten Minute Rules）提出《外國人（預防犯罪）法案》[127][128]。議員喬舒亞·韋奇伍德（英語：Josiah Wedgwood, 1st Baron Wedgwood）表示反對，他致信丘吉爾，要求他不要引入強硬措施：「你和我都知道人們的生活和英國傳統中對死亡的看法和離經叛道比起來，不值得一提[129]。」該法案最終沒有成為法律[130]。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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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遇害警察和消防員的當代紀念碑
三名在溝渠街遇害警察的紀念牌匾
紀念因傷殉職消防員查爾斯·皮爾遜的牌匾

媒體批評警方火力不足。部分替代武器於1911年1月12日接受測試，最終倫敦警察廳在同年晚些時候，改用韋伯利&斯科特.32口徑MP半自動手槍（英語：Webley %26 Scott#Webley .26 Scott automatic pistols）取代韋伯利左輪手槍。倫敦警察局也在1912年採用了同種武器[95][131]。

事情結束後，團伙四散。再也沒人見過或聽聞畫家彼得。據推測他離開了這個國家，幾年後疑似多次被看到，但沒有被證實[4][14]。雅各布·彼得斯回到俄羅斯，升任俄羅斯秘密警察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副主任，但於1938年約瑟夫·斯大林大清洗中被處決[132][133]。特拉松斯基精神失常，在科爾尼哈奇瘋人院（英語：Colney Hatch Lunatic Asylum）囚禁過一段時間，她的最終命運和死亡日期不得而知[134]。杜波夫、費德洛夫和霍夫曼之後沒有紀錄。瓦西列娃一生留在東區，於1963年在磚塊巷（英語：Brick Lane）去世。斯莫勒1911年離開該國，前往巴黎，之後不見蹤影。米爾斯坦之後移居美國[135][136]。

圍攻行動是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電影《擒凶記》1934年原版最後一幕的靈感來源[137]，整個故事在1960年電影《西德尼街之圍（英語：The Siege of Sidney Street）》中被嚴重虛構化[138]。行動也是F·奧頓1960年小說《西德尼街之圍》和艾曼紐爾·利特維諾夫（英語：Emanuel Litvinoff）1973年小說《死亡季節》（A Death Out of Season）的靈感[139]。

2008年9月，倫敦陶爾哈姆萊茨區自治市議會（英語：Tower Hamlets London Borough Council）把西德尼街的兩座塔樓命名為彼得之家（Peter House）和畫家之家（Painter House）。畫家彼得在事件中只發揮小作用，圍攻時並不在場。樓外的銘牌稱畫家彼得是「反英雄」。然而這個決定激怒了大都會警察聯盟（英語：Metropolitan Police Federation），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沒有證據表明畫家彼得殺害了三名警察，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以一名殺人犯的名字命名這個街區......但他是與圍攻行動及西德尼街有關聯的東區人[140][141]。」2010年12月，在溝渠街事件一百周年紀念會上，三名遇害警察的紀念牌匾在案發地附近揭幕。三個星期後，在圍攻行動周年紀念儀式上，紀念死於建築物倒塌的消防員皮爾遜的牌匾揭幕[111][142]。

腳註與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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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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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其時拉脫維亞是俄羅斯帝國一部分[14]。
  2. ^ 他使用多個別名，包括施騰、斯特勞梅、馬卡洛夫和杜德金[4]。
  3. ^ 10號由羅馬尼亞商人米哈伊爾·希利斯特姆（Michail Silisteanu）租用，他在附近的聖瑪麗斧街（英語：St Mary Axe）73號有辦公室。為了宣傳他獲得專利的遊戲，希利斯特姆僱傭女孩在他辦公室的窗戶上玩這個遊戲，蜂擁而至的圍觀人群堵塞了路面，警方阻止了演示。對他的遭遇感到厭惡的希利斯特姆於12月12日前往巴黎[40]。
  4. ^ 入室行竊發生在猶太安息日，意味着街道比平時安靜，團伙產生的噪音更加明顯[41][42]。
  5. ^ 這名警長是警長Leeson，他於事後完全康復[90]。
  6. ^ 後來有報道指丘吉爾的高頂禮帽被一枚子彈穿上，而這其實是杜撰的，官方記錄和丘吉爾關於圍攻的證詞都沒有提到這件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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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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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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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06″N 0°03′20″W / 51.51824°N 0.05549°W / 51.51824; -0.0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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