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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葛蘭西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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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葛蘭西主義(英語:Neo-Gramscianism)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發源於意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其運用批判性的理論方法來研究國際關係全球政治經濟,探討思想制度物質能力在塑造國家形成時發揮的作用。新葛蘭西主義分析了特定的社會力量、國家和其主導的概念結構如何定義和維持世界秩序的問題。它還利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對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並且對霸權國際秩序等方面做了大膽的理論創新,從而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理論。除此之外他們還對歷史變革、權力、資本概念進行分析,並且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領域巾開闢了獨樹一幟的批判理論。

新葛蘭西主義的出現,被認為是對僵持了幾十年的國際關係理論界「兩極格局」的突破,其打破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論戰,將這兩股思潮的理論基礎進行歷史化,把它們作為一個特定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並找到了兩種理論機構和結構之間的連鎖關係[1]

歷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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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葛蘭西主義發源於約克大學名譽教授羅伯特·W·考克斯1981年在《千禧年》(Millennium)雜誌中發表的文章《超越國際關係理論: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秩序》(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考克斯認為,葛蘭西的概念性框架為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 揭示了國際層面上的霸權機制。但考克斯否定了自己是「葛蘭西主義者」的標籤,並認為自己僅僅只是葛蘭西理論的發展者。葛蘭西的霸權觀與現實主義者的霸權觀大相逕庭,葛蘭西的「歷史集團」的國家理論,即物質能力、意識形態和制度的主導結構,作為個人和集體行動的決定框架,以及作為形成歷史集團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理論也被認為是建設性意義的。

考克斯的同事,約克大學傑出的政治學研究教授斯蒂芬·吉爾(Stephen Gill)也沿着一些不同的思路發展了新葛蘭西主義的方法。吉爾在其著作《新世界秩序中的權力與抵抗》(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中,展示了西方的精英主義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是如何塑造了自由主義(如今已經轉變為霸權主義)、創建了華盛頓共識的。以及後來西方經營權力集團與全球化的關係。吉爾還與加拿大學者A.克萊爾·卡特勒(A.Claire Cutler)合作發行了一本新葛蘭西主義啟發的書,題為《新憲政與世界秩序》(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這本書匯集了一批批判理論家和新葛蘭西主義者來分析法律和憲法創新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作用。

在北美以外,在基斯·范德爾·皮耶爾和亨克·奧貝克(阿姆斯特丹大學)創立的「阿姆斯特丹學派」,以及德國的個別研究人員,特別是杜塞爾多夫,卡塞爾和馬爾堡以及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全球政治經濟中心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採用了新葛蘭西批判方法。卡塞爾大學的克里斯托夫·舍勒是德國著名的新葛蘭西理論家之一,他提出了「雙重霸權」的概念,代表了德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方法,被多數學者所認同[2]

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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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或全球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研究方法中,國家的本體論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之下,新葛蘭西主義採用了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亨克·奧弗貝克(Henk Overbeek)所稱的跨國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國家形成和州際政治視為資本積累和階級形成的動力。」他們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允度拋棄了實證主義者的假定即其「方法論特別重視嚴禁的事實根據反對所謂的『未置可否』或『亦此亦彼』的認識和判斷」。

新葛蘭西主義認為,國家主權受制於以跨國金融體系和相應的跨國生產體系的出現為標誌的全球經濟體系。這些體系中的主要參與者,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演變成一個行使全球霸權的「跨國歷史集團」(這與霸權是「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的主導力量」的現實主義觀點相反)這個歷史性的集團通過知識和文化說服的強制手段(基本上沒有暴力)獲得被統治人民的默許,從而獲得其權威。它將自己與參與政治鬥爭的其他社會群體聯繫起來[3],以擴大其影響力,並尋求通過國家經濟的標準化和自由化來鞏固其權力,從而建立一個單一的監管制度(如世界貿易組織)。

新葛蘭西主義持有存在強大的力量反對這個歷史集團的進步的觀點,認為他們可能會形成反霸權主義,作為不限成員名額的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來挑戰這個集團。這些可能包括依賴關稅和國家補貼保護的新重商主義者,或欠發達國家的聯盟,或工業化西方的女權主義環保主義運動[4]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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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主義者的研究使得大家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有所反思,為國際關係的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符先,新葛蘭西主義者認為政治經濟不能被當成是一系列歷史現象的簡單對比,因為社會是受結構關系所支配的統一整體,這是一種辯證的互動的關係,因此不能把它們分開。再次,精神生產與歷史變革之間也存在這辯證關係。思想變革是在社會整體變革之中的,隨着社會整體的發展而發展,並影響着其他社會進程,反之,思想變革也會影響着社會變革。

其次,新葛蘭西主義的結構是歷史的、具體的。它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改變,它強調社會的歷史變革是一個不重複的、無窮無盡的過程它不能被然的、一成不變的、永桓的框架所決定,這個學派不僅關心過去也關心歷史變遷的持續進程,可以說它是一個歷史理論[5]。雖然這種歷史結構不能表現整個世界但是它能表現總體性歷史定位中的特定人類活動領域;再次,新葛蘭西主義堅持分析公正、合法性、道德可信性等道義維度,並把它們結合進關鍵術語之中,例如國家與政治的兩元複合概念:國家在實行階級壓迫的同時也探索建立合理社會,使國家成為公共權力。這與新現實主義有很大的不同,新葛蘭西主義者是在自下而上地考察國際政治,而不是像那些發達國家學者以優越的姿態去強調體系秩序與危機管理的不同。

新葛蘭西學派從自身理論的角度分析了國家與社會複合體之間在配置上的不同,以及國家體系之間在國際上相互轉換的矛盾,他們傾向於把有關世界秩序的問題看成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像其他學者那樣分割現實社會或者具化世界體系。新葛蘭西學派的觀點是理論的創建不應該堆砲在固有的一種理論之上,而是應該建立在不斷前行的理論延伸以及具體的實踐操作之上。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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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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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Jameson, Fredric; Larsen, Neil.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Routledge. 1988. ISBN 978-0-415-00658-3. 
  2. ^ Gunther Hellmann; Klaus Dieter Wolf; Michael Zürn. Die neu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Forschungsstand und Perspektiven in Deutschland. 2003-09-11 [2021-04-04]. ISBN 978-38329032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25). 
  3. ^ Jessop, Bob. A neo-Gramscian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urban regimes: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hegemonic projects, and governance.. Reconstructing urban regime theory: regulating urban politics in a global economy 5. 1997: 1–74. 
  4. ^ R.J. Barry Jone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1106. 2001. ISBN 9780415145329. 
  5. ^ Robert W. Cox. 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1983, 2 (12): 16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