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士悌
畢士悌 / 楊林 비스티 / 양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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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 金勛 |
性別 | 男 |
出生 | 1901年 大韓帝國平安北道 |
逝世 | 1936年2月22日 中國山西省石樓縣賀家窪村 | (34—35歲)
墓地 | 中國山西省呂梁市石樓縣賀家窪村 |
語言 | 朝鮮語、漢語、俄語 |
母校 | 雲南陸軍講武堂 莫斯科中山大學 |
職業 | 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將領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畢士悌(韓語:비스티,1901年—1936年2月22日),又名楊林(韓語:양림),原名金勛(韓語:김훈),字志遠[1]:5,朝鮮平安北道人,中國工農紅軍將領。
畢士悌原籍朝鮮平安北道,早年參加三一反日運動,後前往朝鮮獨立志士在中國奉天通化縣創辦的新興武官學校學習,參加過青山里戰役。1924年,畢士悌從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後,成為黃埔軍校教員。在黃埔軍校期間,他被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葉挺獨立團第三營營長,黃埔軍校主任教官,後參加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1927年,他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返回滿洲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領導了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前身)和延邊地區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第2軍前身)的創建,是「三位從雲南講武堂走出來的抗聯將軍」和「十五位從黃埔走出的抗聯將軍」之一。
1932年7月,畢士悌被調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協助周恩來進行擴軍的工作,任總兵參部參謀長兼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補充師師長。此後,他曾先後但任江西軍區會昌、尋鄔、安遠軍分區司令員,粵贛軍區司令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三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參謀長。1934年,他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175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與越南籍代表洪水一起成為中央蘇區政府僅有的兩名外籍委員。
長征期間,畢士悌擔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參謀長,護送中央紅軍渡過湘江。紅軍四渡赤水期間,他帶領幹部團巧奪皎平渡渡口,幫助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1935年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長征後,畢士悌被任命為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參謀長。直羅鎮戰役中,他帶領部隊大敗國民黨東北軍。在東征戰役中,他率領紅十五軍團先頭團強渡黃河,在賀家窪戰鬥中腹部中彈,後因傷勢太重而亡。
早年
[編輯]1901年(一說1898年),畢士悌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一個愛國志士家庭。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他被父親送到進步的平壤崇實中學學習。1919年3月,他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三一反日運動。同校的女生領袖李秋岳(兩人後結婚)也和他一起為運動參與者發放《獨立宣言》。畢士悌的父親在此次運動中被捕,後被殺害。畢士悌也被日本人通緝。同年6月,他越過鴨綠江,前往朝鮮獨立志士在中國奉天通化縣創辦的新興武官學校學習,與金若山是同學。[1]:5-13
1920年5月,畢士悌從新興武官學校畢業,後在汪清縣加入徐一創建的北路軍政署,任北路軍政署士官練成所教官。同年10月,他帶領兩個中隊參加了青山里戰役,與大部隊一起參加了包括漁浪村、白雲坪、泉水洞等十幾次戰鬥。青山里戰役後,畢士悌被派往上海向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匯報戰況。《獨立新聞》連載了他的《北路我軍實戰記》。1921年5月10日,他在上海加入了李東輝的高麗共產黨。[1]:13-38
在北路軍政署期間,畢士悌的頂頭上司是李范奭。受李范奭影響,他在1921年6月經越南前往李范奭昔日就讀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為避免日本人的干預,他應校方要求化名「揚州平」以華僑身份被編入雲南講武堂第16屆第6隊第1分區炮兵專業。[1]:39-41[2]
黃埔軍校時期
[編輯]1924年初,畢士悌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從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被校方挽留任教。但他卻選擇前往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廣州,成為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教員,化名「楊寧」。他的妻子李秋岳此時也從朝鮮來與他團聚。此外,他與昔日新興武官學校的同學金若山也再次重逢,並為義烈團成員到黃埔軍校學習提供幫助。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影響,畢士悌加入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1925年2月,夫妻兩人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6月又與黃埔軍校學生軍參加了平定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叛亂的鬥爭。[3][4][1]:45-68
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期間,畢士悌因表現出色被周恩來提拔為第三屆學員隊第四隊上尉隊長,夫妻兩人後被秘密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員。1925年11月,由中共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挺獨立團)成立,周恩來調任畢士悌為獨立團第三營營長兼任黨小組組長。中山艦事件後,畢士悌被周恩來調回黃埔軍校,幫助引導朝鮮青年不要捲入校內的左右派爭鬥,並升任主任教官。1926年冬,義烈團在畢士悌的引導下整改為「朝鮮民族獨立黨」。1926—1927年間,畢士悌跟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24師葉挺的部隊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1]:50-89
蘇聯和滿洲時期
[編輯]1927年中共南昌起義失敗後,畢士悌和李秋岳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理論。畢士悌這個名字是他在蘇聯期間開始使用的。他用一年的時間就學完了兩年的課程,後轉入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一年。1930年春,畢士悌和李秋岳學成返回中國,被任命為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改名為「楊林」。1930年10月,楊林與新任東滿特委書記廖如願在延邊地區成立中共東滿特委,並出任東滿特軍委書記。他在汪清、琿春、延吉、和龍四縣成立軍委,建立工農赤衛隊,並撰寫了《東滿游擊隊工作大綱》,「發動廣大群眾…..奪取武器,推倒敵人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3][4]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延邊地區地區的反日游擊武裝遭到日本軍警嚴重破敗。楊林被調回哈爾濱重新擔任滿洲省委軍委書記。1932年,他深入南滿磐石巡查,與李紅光、李東光等一起指導發動群眾武裝鬥爭,開展軍事培訓,組織領導了「四三」 蛤蟆河子農民反日大暴動和「五一」、「五七」反日遊行示威。1932年6月4日,滿洲工農反日義勇軍第1軍第4縱隊(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在楊林的指導下在磐東地區正式成立。該隊伍後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的前身。1932年,東滿地區在他的關懷下也先後組建了汪清、琿春、延吉、和龍游擊隊。汪清縣和和龍縣漁浪村還建起了抗日根據地。東滿的這些游擊隊後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2軍[3][5][6]:166-167。畢士悌因此被譽為「三位從雲南講武堂走出來的抗聯將軍」、「十五位從黃埔走出的抗聯將軍」之一[2][7]。
中央蘇區時期
[編輯]1932年7月,楊林被調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李秋岳由於懷有身孕沒有隨楊林去江西而是繼續留在滿洲工作[註 1]。楊林被周恩來任命為勞動與戰爭委員會[註 2]參謀長,兼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補充師師長。當時已經歷過國民政府三次圍剿的共產黨開始應對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擴大和鞏固紅軍是當時蘇區的頭號任務。根據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令,「凡是擴充主力紅軍輸送的工農戰士,為便於整頓部隊參加前線作戰,都必須經過補充團的集中訓練。」為完成「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任務,楊林組織成立了10個補充團,任總教練。在他的努力下,中央蘇區新兵人數截至1933年5月擴增了近兩萬人。此外,他還協調各部門動員群眾修路築橋,製作軍用品,籌集革命經費60餘萬元。[1]:127-132[8][4]
為應對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中共在江西會昌、安遠、尋鄔福建武平四縣開闢了第三分區,楊林任江西軍區會昌、尋鄔、安遠軍分區司令員。1933年3月25日,江西軍區第三分區與第五軍區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三軍,楊林任軍長。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後,勞動與戰爭委員會改名總兵參部,直接隸屬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楊林繼續擔任總兵參部參謀長。同年4月,楊林接任粵贛軍區司令員之職,後又被破格升職為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參謀長。[1]:132-144[8]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楊林被選為175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與越南籍代表洪水一起成為中央蘇區工農民主政府僅有的兩名外籍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楊林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調到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任軍事總教官。楊林開始重新使用蘇聯時期所用的畢士悌名字。[1]:147-153[2]
長征時期
[編輯]1934年10月,紅軍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後,被迫開始長征。畢士悌被編入中央軍委幹部團。湘江戰役期間,他隨幹部團與國民黨軍隊激戰掩護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渡過湘江[8]。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畢士悌開始擔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參謀長。同年2月,幹部團首渡赤水進入雲南扎西地區,後二渡赤水發起攻打遵義的第二次戰役,畢士悌和幹部團在婁山關和老鴉山戰鬥中立下汗馬功勞。在三渡、四渡赤水戰役中,畢士悌指揮幹部團完成了赤水河兩岸的警戒與掩護,以及在烏江上搭浮橋的任務。[1]:195-221
紅軍渡過烏江後,祥攻貴陽和昆明,但實際卻是要強渡金沙江進入四川。1935年4月29日,幹部團接到中央軍委強渡金沙江,搶佔皎平渡渡口的命令。畢士悌帶領前衛連強行軍,火速到達皎平渡口,在守渡口國民黨士兵酣睡之時沒費一槍一彈渡過金沙江,攻佔皎平渡口,活捉60名國民黨士兵,並繳獲船隻。第二天,他又帶領幹部團繼續向前強行軍20公里,奪取通安州有效鞏固皎平渡口,保障中央紅軍平安渡江。紅軍渡江後燒毀了渡江船隻,依靠金沙江擺脫了長征以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幹部團也因此得到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名聲大振。[1]:223-246[9]:648[8][10]
渡過金沙江後,畢士悌與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翻過夾金山大雪山,於1935年6月中旬在夾金山北山腳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幹部團與第四方面軍紅軍學校合併改編為紅軍學校特科團,畢士悌繼續任參謀長。夾金山之後,紅軍又翻越了夢筆山等四五座雪山。同年8月,畢士悌與特科團一起用時7天7夜行軍600里,穿越川藏地區生命禁區草地、沼澤。9月,他與原紅一軍團部隊跟隨毛澤東繼續北上。10月4日,北上紅軍突破國民黨最後一道防線,越過寧夏南部的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結束兩萬五千里長征。[1]:269-331[8]
東征戰役
[編輯]1935年11月初,紅十五軍團與紅一方面軍在陝北會合,中央蘇維埃政府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並將紅十五軍團納入紅一方面軍,畢士悌被任命為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參謀長[8][2]。紅十五軍團與紅一方面軍會合後,蔣介石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親任總司令,統領陝甘寧青四省兵力圍剿紅軍。東北軍張學良任副總司令兼總司令代行。11月20日,紅十五軍團一個連按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將國民黨東北軍第一零九師引到直羅鎮。次日,紅一和紅十五軍團與之激戰。畢士悌帶領部隊從直羅鎮南北高地打壓東北軍,不到兩小時便佔領一零九師駐地直羅鎮。直羅鎮戰役殲滅包括一零九師長牛元峰在內的東北軍官兵1000餘人,俘虜5300餘人。[1]:344-347[11]
直羅鎮戰役後,2000多名一零九師俘虜被組建成一個補充師,畢士悌再次被任命為補充師師長,負責對俘虜兵的整訓與改造。被改造的俘虜兵包括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的崔建功。紅軍還釋放了其它東北軍俘虜,向張學良轉達紅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要東北軍與紅軍停戰反蔣抗日,紅軍將如數歸還被俘東北軍和武器的意向。完成戰俘兵改造任務後,畢士悌重新回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參謀長。[1]:349-351
1935年12月2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根據瓦窯堡會議東渡黃河去華北抗日的戰略,公佈《40日準備行動的計劃》,為東征作準備。1936年2月20日,具有金沙江渡江作戰經驗的畢士悌奉命指揮紅十五軍團二三三團先頭團乘夜色秘密渡黃河作戰。先頭團的船還未到岸便遭到對岸閻錫山晉綏軍的射擊,畢士悌即下令火力反擊強渡。上岸後,先頭團與晉綏軍激烈交火,攻下賀家窪一座地堡。在攻打晉綏軍中心陣地時,畢士悌腹部中彈。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差,畢士悌後於1936年2月22日因傷勢過重而亡。同年8月,他的妻子李秋岳在通河縣被日軍警逮捕,後於1936年9月3日被處決。她的頭顱後被砍下懸掛於通河縣城。[1]:355-363[6]:168[11]
註釋
[編輯]參考資料
[編輯]-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李光仁著; 林善玉譯. 《红军将领杨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105-15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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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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