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 (文革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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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又叫牛舍,一般指養牛的地方,原專指供牛居住而搭建的棚子,一般由木頭、石頭或茅草搭建,相對比較簡陋和豬圈、羊圈、馬廄等詞同屬一類。
文革時期牛棚是指各單位(機關、團體、學校、工廠、村鎮、街道)自行設立的拘禁該單位知識分子的地方。始於1966年夏天。
牛棚的生活居住條件極差,對居住在裏面的人有極大的健康損害。
來源
[編輯]「牛棚」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後大量產生,最早於1966年7月出現在北京。當時已經被「打倒」的北京市委書記劉仁等,被關進設在北京郊區昌平縣清華大學200號(即清華分校,當時所謂保密專業的代號)附近一個叫做「反修堡」的地方。與此同時,「牛棚」的雛形也在北京大學出現。它由「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擅自設立,被拘禁者動輒受到隨意的辱罵、毆打、批鬥。在1966年7月至9月期間,北大被監管勞動的「牛鬼蛇神」晚上還被允許回家、回宿舍;但是從9月27日開始,出現了全天候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地點在北京郊區昌平縣十三陵附近一個叫做「太平莊」的地方。北京大學前副校長郝斌在回憶歷北大史系教授向達的《我要有個三長兩短》[1]、回憶同事羅榮渠的《「牛棚」內外憶老羅》[2]以及《老來憶「牛棚」》[3]等文以及《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2013年,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4])中,對1966年至1968年太平莊「牛棚」里的反人道內幕作了詳實的記錄。北京大學前副校長季羨林著有《牛棚雜憶》,該書記述的是1968年建於校園內的北大規模最大的「牛棚」里發生的種種惡行。[5]。「牛棚」在1969年大批國家機關幹部及高校教師被下放插隊之後不復存在。「下放」與「牛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們分別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被拘禁者包括被扣上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的所謂有「問題」的人。「牛鬼」的認定(定義、判定、審批),多少帶有隨意性。它是一種對被打入另冊者監督、專政、進行思想和勞動雙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定義與分類
[編輯]牛棚只是約定俗成的民間別稱,不見於正式文件、報道;其正式稱呼為「集訓隊」、「管教隊」乃至「勞改隊」等等,各單位稱呼不同,也稱「黑幫大院」。牛棚的設立,從其沒有司法和公安機關授權(公檢法也被砸爛)的意義上來看是非法的,但也算不上是私設的,因為它非常公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敢於質疑它。它是由非政府職能部門(如公、檢、法)的企業單位、事業單位、學校和機關擅自設置的,雖無法制根據,但在當時卻是被容忍甚至鼓勵的,因此它是群眾專政的具體形式之一,也是「文革」期間法制遭到徹底踐踏、人格遭到徹底踐踏的具體實例之一。
把人住的地方稱牛棚,一則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亦不是人,與牛就有了可比性;二則住宿、伙食等物質條件差,類比為牛圈也相似;三則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沒有自由,強制檢討,經常性挨批鬥,動輒被打罵,比牛還不如(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還能得到飼養、休息等優待)。
牛棚雖然分臨時性拘禁的短期設置和制度性強迫看押勞動的長期安排,但都是變相的監獄,被關入「牛棚」者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有人誤以為臨時性的牛棚就是「學習班」,但「學習班」跟牛棚不可同日而語。「學習班」有兩種,均出現在「文革」中期:最常見的一種是「最新指示」發佈後的臨時集中學習,機關院校的工作人員、教師學生都被要求普遍參加;另一種是半強制性的洗腦班,參加者一般都是被認為「有問題」但可以教育好的人,在洗腦期間一般不會受到侮辱、打罵。有人以為長期牛棚就是「五七幹校」,但「五七幹校」出現在「文革」最瘋狂的前三年之後,當時中央機關大批幹部以及高校大批教師被迫離開城市,「下放」勞動。在鄉下,他們雖然被要求集體住宿、統一勞動,實行半軍事化或軍事化管制,但實際上有相當程度的人身自由,並被允許每年一次回城探親。楊絳著《幹校六記》記述的就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被下放到河南省的一些經歷。「五七幹校」、「下放」勞動與文革早期的「牛棚」在時間上完全不重合,性質也極不相同。
與監獄的異同
[編輯]從對被管轄者、羈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強制限制權看,與監獄無異,帶有準監獄性質。但它既不像監獄那樣有成套的規章制度,牛棚相對地較鬆散(有時甚至可以說毫無規章可言),卻又比監獄對人的處置更隨意、更殘忍、更血腥:可隨意連續「提審」,用盡體罰強令被羈押者按提審者的要求指證。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監獄的看管者不認識被監管者,也不負責審訊(即使是互相認識,獄監的看管者亦無權也不可擅自施行此程序)。這裏的看管者認識被監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其經常性的審訊針對性極強。
生活
[編輯]為便於管理,批鬥時隨叫隨到,也為了讓拘禁者學習、檢討,改造思想,把他們都集中起來圈到一個辦公室、教室、倉庫、寺廟,或廢棄不用、狹小陰濕的暗房之類的公用建築里,一天24小時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此。剝奪其自由支配非工作時間、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預的處置權。
牛棚生活由勞動和侮辱、折磨(包括批鬥、寫檢討、接受帶有既定結論的外調等)組成。上、下午都在工人安排、監督下從事體力勞動(搬磚、運沙、抬煤、大田農活等後勤)。同時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運動,接連不斷。檢討、思想匯報不是要讓當事人過關,而是作為挑刺、尋找打擊目標的突破口,稍有前後不一、措辭不當的表述都會成為撒謊、反攻倒算的口實,遭到嚴厲追究、拷打。在指定時間裏向毛澤東像低頭請罪,用別人羅織的罪名詛咒自己。強迫抄錄、背毛語錄,錯一個字就要挨訓斥、打耳光。連通信都要交檢查。
文革後牛棚的身份代表
[編輯]有人認為,文革當中關過牛棚成為一種身份見證,說明被關者有學問、有資歷、有道德、有勇氣、有人品,受過迫害,一定是好人,因此有人把這種經歷當成了一種可以向人誇耀、炫示的資本。
其實被關進牛棚的人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後者不是因為壞才被關進牛棚,而是進了牛棚以後,常常為了給自己換得一點較好的待遇而出賣別人。因此,牛棚里告密的事情時有發生。進了牛棚的人都受迫害,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受到「紅衛兵」的迫害之外還要承受告密者的進一步陷害,則是蹲牛棚者最難以容忍的事。
劇作家陳白塵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號以及各種各樣的『縮寫』」,詳細記載過自己長達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臟病發而被恩准回寧治療」前「半幽禁」的經歷。日記原有11冊,經整理出版(僅為原文的十分之一),題為《牛棚日記》。該書記敘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廣狹義兩種形式。
相關文獻
[編輯]- 季羨林. 牛棚杂忆.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初版,2005年1月第二版. ISBN 7-5035-3098-7.
- 楊絳. 干校六记. 三聯書店. 1981. CSBN 17002·57.
- 陳白塵. 牛棚日记. 三聯書店. 1995. ISBN 9787108007957.
- 張光年. 向阳日记.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6134849.
- 趙豐. 红色牛棚——"五七"干校纪实.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97872250169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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