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絕食
| 天安門絕食 | |
|---|---|
| 八九民運的一部分 | |
 1989年5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規模示威的絕食學生 | |
| 日期 | 1989年5月13日－5月19日（6天） |
| 地點 | |
| 起因 | 學生要求與政府進行更多對話被拒 |
| 目標 | 與政府進行公開對話 |
| 方法 | 絕食、靜坐、遊行示威 |
| 結果 |
|
六四事件中的天安門絕食始於1989年5月13日。據學生表示，他們願意冒着生命危險來引起政府的關注。[2]他們認為，由於中國共產黨之前已計劃好於5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來訪的盛大的歡迎儀式，政府將不得不對學生絕食作出回應。儘管學生們於5月14日與政府進行了對話，但沒有任何效果。[3]中國共產黨沒有聽取學生的訴求，而是將歡迎儀式移到了機場。
5月15日，學生正式成立絕食抗議委員會，以組織協調廣場內的行動。到5月16日，共有3,100名絕食抗議者。[4]廣場上昏厥的學生隨時可以得到救護車和醫療幫助。允許本地和外國媒體報道學生抗議活動。北京市對學生絕食的支持導致5月16日至5月18日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超過一百萬人參加了北京市的抗議活動，包括工人，青年，老人和其他市民。絕食於5月19日結束。[5]
起源
[編輯]絕食的想法在六四運動初期就出現了，根據學生領導柴玲的說法，她最早在北京大學的課上從張伯笠那裏聽聞要絕食抗議， 張說他絕食的想法是受甘地啟發。[6]此外，來自國家安全部隊的兩名男子在4月27日還向柴玲講述了當時曾有一名絕食抗議者在4月19日遭到驅逐。[7]在4月23日，有些香港學生也向六四運動學生領袖提議絕食。吾爾開希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但是像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之一北京大學碩士生李進進則反對絕食。[8]
1989年5月4日抗議後，抗議勢頭有所減弱，學生開始重返課堂。抗議學生領袖正在尋找其他抗議方式，以引起政府對對話的關注。[9]關於絕食是如何發起的，存在兩個不同的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發生在5月11日，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程真和另外兩個人共進午餐。據吾爾開希說，他是在用餐時提出絕食抗議主意的人。[10]這些人當中只有馬少方和程真讀過甘地的傳記。[11]柴玲的版本則不同：她在北京大學看到了一場是否要進行絕食的辯論。[6]
為了讓學生參與絕食活動，王丹等人四處走動，要求學生簽名支持，柴玲也藉此加入絕食活動。[12]不過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不支持絕食抗議，所以參加絕食的學生只能以個人名義參加。[13]絕食抗議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有40個人報名參加。柴玲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呼籲大家參與。[14][15]到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時，已有800人參加。[16]
目標
[編輯]學生旨在戈爾巴喬夫於5月15日[17]抵達天安門廣場之前先佔領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來強迫政府對話。[17]
學生領袖的崛起
[編輯]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於5月15日成立，指揮部由柴玲擔任總指揮。[18]柴玲的參與使她聲勢大漲，包括李錄和浦志強在內的其他學生領袖也因參與絕食而聲名顯赫。
意義
[編輯]學生的絕食抗議引起了全球媒體的關注，並引起了對抗議學生的同情。
全北京市參與
[編輯]全北京市抗議活動始於5月16日，一直持續到18日。這場抗議活動涉及各行各業的農民，工人，老人和其他市民。政府無視學生的訴求令北京市民感到沮喪。在北京市民抗議的鼎盛時期，有100萬人在街上抗議以支持學生。[3]工人還於5月18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以支持學生抗議活動。[19]北京紅十字會和當地醫院已獲得政府的許可救助學生，以確保沒有學生死亡。[20]從5月15日開始，可以隨時聽到救護車警笛聲。 許多志願者也積極支援參加絕食活動的學生並扮演不同角色，例如：確保可以立即為絕食抗議者提供幫助或保護絕食抗議者。[21]在參加絕食抗議的學生當中有至少1,000多人最終住院。[22]
與政府的對話
[編輯]絕食抗議學生與政府最後進行了兩次正式對話：第一次是在5月14日與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閻明復和負責政治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 ，第二次則是在5月18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23]此外，閻明復於5月16日與學生進行了「非正式」交流。5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懇求學生結束絕食。[24][25]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爭議
[編輯]一些學生被指控在絕食期間偷偷進食。例如，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希被人看見吃麵條。[26]
中國的其他絕食抗議
[編輯]受到5月學生絕食的啟發，6月2日，知識分子領導第二次絕食抗議。在雨傘革命中，香港學生領袖也採用過絕食抗議的策略。[2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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