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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与蓄意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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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与蓄意主义的争论史学史上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肇端的辩论,同时论及一些关于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的政策。辩论的中心本质上环绕两个问题:

  • 究竟希特勒有没有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整体蓝图?蓄意主义认为他有计划,功能主义则认为没有。
  • 犹太人大屠杀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还是由德国的官僚引起?蓄意主义认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义认为是祸首是德国的基层官僚。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蒂莫西·梅森英语Timothy Mason在1981年讨论相关问题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这两个辞汇。著名的功能主义者包括劳尔·希尔伯格英语Raul Hilberg克里斯托弗·布朗宁马丁·布罗萨特英语Martin Broszat汉斯·莫姆森英语Hans Mommsen、和齐格蒙·鲍曼。著名的蓄意主义者则包括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英语Andreas Hillgruber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英语Klaus Hildebrand埃伯哈德·杰克尔英语Eberhard Jäckel理查德·布莱特曼英语Richard Breitman露西·达维多维茨英语Lucy Dawidowicz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争论犹太人大屠杀的真实性,或是希特勒煽动反犹太主义,导致犹太人大屠杀发生。所以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之间的辩论,被认为是纯学术争论。他们与犹太人大屠杀否认论不同,后者认为犹太人大屠杀是野史

辩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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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大屠杀的起源”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在纽伦堡审判(1945-46),“犹太人问题最后定案”被起诉为纳粹党领袖的长远计划,甚至可追溯到1919年纳粹党创立的时候。随后大多数历史学家赞成这项论调,但在今时今日被认为是极端蓄意主义。1960年代,随着The Hitler State(1969),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1970)等书的出版,某些历史学家开始挑战既往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没有策划犹太人大屠杀的总体大纲。

1970年代,蓄意主义支持者被称作“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直路”阵营(the straight road to Auschwitz),因为他们坚持希特勒执行了一个计划。功能主义支持者则被称作“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弯路”阵营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或是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是第三帝国的内部权力结构引致犹太人大屠杀。

1981年,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梅森出版了题为“蓄意与解释”(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的论文,意在攻击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的观点。在论文中,梅森称“通向奥许维次集中营之弯路”阵营为功能主义者,“通向奥许维次集中营之直路”阵营为蓄意主义者。从此便以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取代旧称。

蓄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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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主义者认为犹大人大屠杀是预先计划好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表示他既是思想家同时也是实干者,想出在夺权后会如何对待犹太人的蓝图。1919年,当希特勒还在军队的时候就已写了一封信定义他怎样去理解“理性的反犹太主义”(rational anti-semitism) 他表示首先要做的是有计划地移除犹太人所有的法定权利。之后就是彻底灭绝。之后他又在纳粹党办的报纸撰文,建议要将“病毒”封锁在“集中营”以保护德国人远离犹太人威胁。

蓄意主义者又相信大众反犹太主义在1935年夏天升温,是基于纳粹党领袖的搧动。纳粹思想家Nicolai在1931-32年计划纳粹德国的未来宪法,最先想到的就是只能让拥有纯正德国血统的人才可成为德国公民。

极端蓄意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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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蓄意主义者相信希特勒明确地在1924年或以后,组织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达维多维茨争辩希特勒早已在不迟于1919年部署犹太人大屠杀。为支持他的观点,达维多维茨指出好些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声明。

批判主义认为那些反犹太主义声明中,没有提到要杀死所有犹太裔人,只有很少涉及要杀害全部犹太人。在《我的奋斗》 中唯一一次提及要杀死犹太人,是说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2,000至15,000名犹太人代替德国士兵被毒气毒死,那么在“在前线上百万的牺牲就不会是徒劳无功”(the sacrifice of millions at the front would not have been in vain)《我的奋斗》全长694页,达维多维茨的批评者认为她是在一句句子上大做文章。

温和蓄意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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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蓄意主义者例如Richard Breitman相信希特勒计划犹太人大屠杀是在1930年代末,不迟于1939或1941。这派学说非常强调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国会发表的“预言演讲”,希特勒曾说如果“犹太裔财政家”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会是所有在欧洲的犹太裔人被灭绝。”据Yehuda Bauer所指,这论题的最大毛病是将希特勒推向种族灭绝,但希特勒在发表了演说后并没有落实行动。此外,Ian Kershaw指出1941年末,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手帐写道“元首的预言朝最可怕的方向实现了”。普遍认为戈培尔对于希特勒真的会认真执行“预言演讲”内容感到十分惊讶。

极端功能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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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功能主义者例如Götz Aly相信纳粹领袖没有发起犹太人大屠杀,大部分发起者来自低阶的德国官员。Aly找出很多来自在波兰的德国官僚的文件,讨论波兰的人口要降低25%来达到经济增长。批判者指这无法解释,如果纳粹党真的关心波兰,为什么要将犹太人从法国和荷兰驱逐出境,送到波兰的灭绝收容所。还有,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刚好被抽中作为多出的25%人口。

温和功能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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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功能主义者,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相信不稳定的纳粹党权力之间的较量,为犹太人大屠杀提供了温床。他们认为纳粹党目的是想将犹太人赶出欧洲,但计划失败只好采取种族灭绝这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