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圻

林朝圻（1847年6月6日—1928年11月4日），名显，号受海，四川省嘉定府威远县新店区新和乡大坝口人，清朝政治人物、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同进士出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加光绪乙未科殿试，登进士三甲64名。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事略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六日生于新店区新和乡大坝口老宅，祖籍福建长汀，清康熙六十年(1717年)迁居四川威远，其祖辈迁川后，初以盐业起家，继以耕读传家。其王父文鉴公以明经进士显。他少有奇禀，动承祖训，好读书，能兼记，且重气节，刚直不阿；年十八即下笔千言，其才骏之气为人所称道。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入县学。翌年，岁试时，南皮张之洞任蜀提学使，按临嘉定，榜求诸生著述时，即抱所著《小隐山房文集》二十余卷自告于南皮先生之门，香涛亦颇贤之，拔补学宫弟子。
•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在四川乡试中得中举人，后四上公车不第。光绪二十一年，投身公车上书活动，并又上书都察院代奏，其言词切直，辄洋洋数千言，痛陈当世刘弊，提出抗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书上三日，被搁置不决。遂义愤填膺复上万言书，力求朝廷决断。提出选枢臣、择统帅、一事权、罢奸人、破资格、简精锐，裕军饷等七大要目，断言和议与西巡均非善策。同年，中进士。在廷对朝考时，力陈时事，侃侃不挠屈，当奉旨以知县分发山东即用。
• 山东巡抚李秉衡委襄折议，继任巡抚张汝梅委充发审。李、张均倾心倚重，视为奇才。在他依次候官于山东时，巡抚李秉衡委查福山知县康鸿逵烟台海防得失案时，他无所阿附，在当时当地的吏治军政的改观中有良好影响；会朝廷诏向内外臣属致国家富强之策时，他代李秉衡所草疏奏中说，富强之道不外实事求是，明赏罚以励人才、禁贪污以固人心、诛叛逆以存纪纲而已。若夫举办铁路、矿务为富强之基，如臣工之所议者，则必俟吾国学校吕明、教成法立、能制机器、辨矿质而后举行之，庶无乏才偾事之虞。今不精其学、习其器，徒效法欧美，使吾田野平庸之流，参与其间，窃恐富强之效未见，而贫弱已伏于目前矣。对此，李秉衡视之为探本穷源之论。
• 1898年正月九日，巡抚张汝梅派他为抚院收审词讼兼府县发审时，首向消弭命案、盗案之策，他答以消弭命案、盗案，重在育人重才。人才之兴，则在于广办学堂，变科举、停捐纳，严保举、而溯其发端则在改官制、裁冗员，洋洋数千言，为变法维新提出了纲领性意见。是年五月五日，朝廷果然通令：废八股而改试策论。同月二十二日，又令饬北京、河北省各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校。同年六月六日，又颁发冯桂芬议，谓所言之改官制、汰冗员，停官例、易胥吏，用乡官、免回避、厚养廉，饬各部院听候旨意行事，由是他愈是感激言事；六月二十日，他又请用银本位，铸银币抵制外币以免利源外溢，六月二十九日，他建议传讯僚属，开诚布公讲求一省兴革事宜，民生利弊、中外治略而因以考核其贤能，从而考察其过错，七月十三日，他历陈河工学堂财政办法；同月十五日，建议裁汰定员，言光绪帝励精图治、百度维新，建议举办武备农工商矿学堂，理论与实践结合，并谓老师宿儒稍拘成见尚难称职，任用买官者担负重任，必以其不学无术而行事舛错，他之此一意见，一时传遍山东，遂有改官而去者，其声名亦由此而愈显著，七月二十八日，朝廷遂下令：著藩、皋、道、府专折奏事，州县官由督抚原封呈递，毋得稍事阻格，如敢违抗，一经发觉，即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办。”于是，他益发衷诚，昼夜缮具万言书，在明是非，严赏罚．选督抚、定官制，勤考察、提耗羡，裁寺庙，昭民信等方面痛陈当时利弊。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月十五日，巡抚毓贤派他核查河工，自泺口至利津海口南北两岸千余里，皆逐段详勘，毫无遗漏，致是年河堤巩固，人民未遭水患。同年十月十日，他又奉命调查沂州府七县蝗灾，下车访问，无村不至，抵莒州，知州钱心润以责押报灾人民，被控，他据实详报，有“平生读《孟子》有司莫告之章，今不幸竟遇其人”之语，藩司张安圃尝为同官诵之，谓为“不愧读孟书人”。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毓贤以办理教案不善去官，而由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当时朝政日非，群臣讳莫如深，义和团力量扩展，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两宫西巡，闰八月三日，他又上书藩司，言“自帝病锢以来，母后临朝，权奸弄柄，时以废立为心，大肆排外，祸及宗社，乘舆播迁，虽杀若辈于市朝，不足以谢我先皇于地下，为今之计，列强既据有京师，以讨乱为名，必无废然自返之理，代愿内外大距，善治筐篚，遣使犒师，请其助我迎立今上，诛锄首恶，然后依法从事，则名义出自中朝，尤为国有人焉。不然，变生中道，何以维系人心”。藩司张汝梅得书惊惧，嘱济南知府卢昌贻大力劝告，谓“方今宦途，倾轧成风，谗人之言足畏，岂可授人以柄”。他则不以为然。袁世凯继锍贤任山东巡抚后，他虽洞察其奸，亦不畏权势而上书，请袁兵“勤王讨贼”，直趋晋省，掩其不备，以除“君侧”之恶，迎光绪帝回京实行一切“新法”。袁世凯得书大怒，并谓济南知府卢昌贻曰：“如此，是赤我族也”．关东起兵讨卓(董卓)乃汉曹操事也，林竟以操况我乎?”，令下济南府，责以“位卑言高”、“荒谬乱为”、“遇事生风”，应“罢官登简”。济南府知府卢昌贻欲以奴子窃名开脱其罪，他则愤然曰：“国家兴亡大事，委罪奴子，窃为士大大羞矣!”，遂罢官去职，寓居上海，馆于广东回乡会，并应英国浸礼教传教土李提摩太之请，撰写《五洲教案纪略》、《欧州百名人传》。书成之时，乃山西教案事发之日。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西人为山西教案索赔命价，晋抚岑春煊电告全权大臣李鸿章，请西人简派夙有交于晋者去北京会谈，英、美公使委派美籍教土李提摩太去北京谈判。李鸿章即电告全权代表、晋抚岑春煊，嘱其约他同行。初议之中，李提摩太以两人因案丧命者一百五十余人，应赔偿命价银一百五十万两。晋抚岑春煊苦于赔款甚钜，请他出面屡为晋人辨解，始达成协议而赔款五十万两，分十年偿付，用以创办山西大学堂，期满交还晋人自办，并由双方签约结案，当他刚返沪八月之时，李提摩太即电晋抚索取当年“罚金”五万两汇沪购图书仪器。岑以兴立学堂为晋省奉旨应办事务，请求减让赔款并免去“罚”字。李提摩太恃强恣意责斥晋抚违约曰：“款即不交，罚又不认，学堂事且不提，人命案作何了结”。岑大恐，又邀洋务总办沈敦和电请他从中关说，复派知县周之骧至沪敦请他出面与李提摩太从新具草，不以口舌争。他特以“开办”易“罚”字，屡出示李提摩太，李提摩太未提出异议。约成之后，电达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借海关道钤印合约结案。当时西人横加压力，诸大臣极端恐惧，束手无策以对，邀功幸赏者，莫置一啄，而他却以谈笑出之，终得收回赔款以兴办学堂。当其自山西归，取道山左，曾语卢昌贻曰：“朝圻天生一副傲骨，自负绝代奇才，在鲁数年，竟无知我者。今别矣，何以教我?”语甚气愤。他在调和教案结束后重入北京，目睹京城凄凉之景象而伤感不已，因赋七律两首，其中之一为：‘爱国方无愧国民，身经九死一生地，小试牛刀和教案，周宗宫室伤禾黍，忠君尤不算忠臣。成功千秋万古人。屡批鳞甲凌尊宸。忿懑填膺总未伸。’
• 1910年冬，他挈眷归里，抵成都，闲游武侯祠，抚今追昔深有感触，当撰刻楹联赠送武侯祠曰：‘天下事尚可为哉？当两宫西狩，我曾请勤王讨贼，同深大清，恨孺子不足与谋，衔壁输缯伤国体，古之人亦足悲矣！忆三顾南阳，公早言伐魏联吴，共扶炎汉，惜先帝竟忘斯语，托孤寄命碑臣心。’，留成都期间曾应友人约在尊经书院主讲《春秋》。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在威远凤翔书院讲学，并在威远县高等小学堂讲授经史。同时，在凤翔台庙宣布关圣人罪状为：‘荆州不失，蜀国不亡’。令诸人毁其神像，以惩其罪，并兴学校教化当时当地学子。该庙主持不服，上告败诉，遂持刀在熊华堂伏击于他，以其挡护恰当，只伤其口唇。该庙主持惧于杀人之罪，而自首服法。
• 宣统元年已酉，朝廷启用旧员，他又改官江南，两江总督委修江苏通志并兼任江苏图书馆总办。
• 辛亥革命后，于民国元年，任南京内务部图书局长。随即告老还乡，朝夕以钻研藏书为乐。在其乡居的年月中，每语涉往事，则谈笑风生，锋棱锐气不减当年。他曾断言：“袁世凯既篡大清，必叛民国”。
• 1915年2月，袁世凯在日、英支持下，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诏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登极。他在忿恨中秉笔为护国军草檄讨袁，宣布袁世凯十大罪行，辞严义正，时人赞之为陈琳、骆宾王和当代林孟子。因他在1901年奉命调和山西教案时，晋抚岑春煊及张安圃等同僚在称赞他的语词中有“朝圻服膺孟子，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之语。
• 1928年11月前，他饮食少进，四肢乏力，自知不起，但坦然自适，亲友省视时，曾顺口占律自娱曰：‘一病终宵苦不眠，百年功过从头数，自此身心归大化，死生梦幻寻常事，枕衾辗转困堪怜。千古文章历劫传。将来耆旧列前编，回首青山跨鹤旋’。同年之前，他曾撰春联以明志曰：‘耻为五斗米折腰，甘为一封书罢职，彭泽功名飞鸟倦，昌黎忠直鳄鱼知’。11月4日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葬于老宅附近小隐山麓与继氏刘夫人同墓。
• 原配李氏夫人早逝，继娶洪氏、曾氏、任氏，刘氏等夫人，共育子七：长搏九、次扶九均早卒，再次梦九、锡九、福九，又次麟九殇逝，最幼龙九，共育女十二：其六夭折，余均聘于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