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慕琦
| 杨慕琦爵士 Sir Mark Young GCMG KStJ | |
|---|---|
 | |
 英属香港第21任总督 | |
| 任期 1946年5月1日—1947年5月17日 | |
| 君主 | 乔治六世 |
| 辅政司 | 麦道高 |
| 前任 | （日占时期） |
| 继任 | 葛量洪爵士 |
| 任期 1941年9月10日—1941年12月25日 | |
| 君主 | 乔治六世 |
| 辅政司 | 史美 詹逊爵士 |
| 前任 | 罗富国爵士 |
| 继任 | （日占时期） |
| 第5任坦噶尼喀领地总督 | |
| 任期 1938年7月8日—1941年6月19日 | |
| 君主 | 乔治六世 |
| 前任 | 麦迈克爵士 |
| 继任 | 威尔弗里德·杰逊爵士 |
| 第10任巴巴多斯总督 | |
| 任期 1933年8月5日—1938年3月 | |
| 君主 | 乔治五世 爱德华八世 乔治六世 |
| 前任 | 亨利·纽兰兹 |
| 继任 | 余布里·沃丁顿 |
| 署理巴勒斯坦及外约旦高级专员 | |
| 任期 1931年9月3日—1931年11月20日 | |
| 前任 | 约翰·钱塞勒 |
| 继任 | 阿图·格伦菲尔·万霍普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86年6月30日 英属印度 |
| 逝世 | 1974年5月12日（87岁） 英国汉普郡温彻斯特 |
杨慕琦爵士，GCMG，KStJ（英语：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09年至1928年间于锡兰任职，官至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来先后于塞拉利昂及巴勒斯坦托管地任职，期间曾任塞拉利昂护督及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杨慕琦自1933年至1938年任巴巴多斯总督，1938年至1941年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两段总督任内以推行改革著称，获得英政府肯定。
杨慕琦爵士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并于9月就任，但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抵抗18日后，杨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沦为战俘。他在战时先后被监禁于香港半岛酒店、台湾及满洲国的奉天市，后期受尽非人折磨。二战在1945年8月结束后，杨慕琦没有立即复任港督，香港事务暂由夏悫成立的军政府打理，直到他于翌年5月复任为止。
战后，杨慕琦爵士提出在香港推行称为“杨慕琦计划”的政治改革，计划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政府权力，但碍于地区局势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他复任仅一年便于1947年5月任期届满退休，有关改革又未获继任港督葛量洪爵士支持，计划陷入停顿状态，后来更以流产告终，此后香港长时间也再没推行重大政治改革。
生平
[编辑]早年生涯
[编辑]1886年6月30日，杨慕琦生于英属印度，父祖原居英格兰伯克郡，父亲威廉·麦克沃思·杨格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员，曾先后担任迈索尔参政司（Resident）、古尔格（今果达古）首席专员以及旁遮普副总督等职。[1] 至于杨慕琦的母亲法兰西丝·玛丽·埃杰顿（Frances Mary Egerton，？－1932年）是其父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罗伯特·艾尔斯·埃杰顿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1827年－1912年）亦曾任旁遮普的副总督。[1]
不计父亲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一名女儿，杨慕琦在家中六名兄妹中排行第三，对上有两名兄长，分别是在印度任职公务员及从事考古工作的杰拉德·麦克沃思-杨格（Gerard Mackworth-Young，1884年－1965年）及任殖民地总督的陆军少校赫伯特·于贝尔·温思罗普·杨格爵士（Major Sir Hubert Winthrop Young，1885年－1950年）；至于对下的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诺曼·埃杰顿·杨格（Norman Egerton Young，1892年－1964年）曾任英政府财政部官员及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1] 此外，杨慕琦有一堂兄杰弗里·温思罗普·杨格（Geoffrey Winthrop Young，1876年－1958年），为著名攀山专家及教育家。[1] 虽然生于印度，但杨慕琦早年却被送回英国英格兰接受教育，曾经先后入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后来取得古典文学文学士一级荣誉学位毕业。[1]
殖民地生涯
[编辑]毕业以后，杨慕琦在1909年考入殖民地部（又名理藩部），最先以官学生身份于同年11月派往锡兰殖民地政府工作，1910年8月出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办公室助理，1911年11月调任康提政府代表办公室助理。[2] 在1913年1月，他又出任穆莱蒂武署理助理政府代表；未几于同年11月调回辅政司署任第四助理辅政司，至1914年2月出任署理第三助理辅政司，后于1914年9月出任第二助理辅政司兼锡兰立法局秘书，一个月后又任第三助理辅政司。[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曾于1915年至1919年期间从军，战后在1920年1月重返政府任第三助理辅政司，同年7月任第二助理辅政司，1922年3月改任汉班托塔助理政府代表。[2] 在1923年3月，杨慕琦获擢升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于1928年获英廷任命外调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辅政司一职，期间曾于1929年署任塞拉利昂总督一位。[2] 在1930年，杨慕琦复被派到巴勒斯坦托管地担任布政司，期间一度在1931年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职。[3] 在1933年6月，杨慕琦再获升迁，被任命前往大西洋，出任悬缺多时的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之职，后于同年8月5日正式履新。[4]
巴巴多斯总督
[编辑]在他上任总督以前，巴巴多斯的主要经济命脉——蔗糖因为长期歉收，使经济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并导致失业率急升。为此，杨慕琦任内着手于解决失业问题。尽管当时政府因经济欠佳而收入减少，但他却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钱到贫穷地区以发展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另外，不同的委员会亦相继成立，以專注解决不同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杨慕琦又趁机会进行社会改革，在议会引入其他声音，以图改变农场主长期垄断经济的不公局面。[5]
其实，杨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务已显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风，因此他上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以后，便企图打破长久以来白人控制巴巴多斯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时候，杨慕琦就起用了当地的白人改革主义者基思·沃尔科特（Keith Walcott）为律政司，并且兼任议会议员，以便反映改革派的声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当地黑人厄尔斯金·沃德（Erskine Ward）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也是议会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杨慕琦的委任特显他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相反，巴巴多斯的保守农场主和商人却因此而倍感压力。[5]
杨慕琦任内的另一大贡献是引入老年退休金。有关引入退休金的建议最早于1936年提出，建议甫提出，杨慕琦立即予以高度重视，并在同年8月组成一个委员会，就退休金的引入作可行性研究。该委员会由律政司沃尔科特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4名议会议员，2名立法局议员和2名其他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改革主义者，另外又有两人是黑人，至于农场主和商人则占4人，反映出杨慕琦尽量寻求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委员会在同年11月发表了报告，报告表示巴巴多斯应该引入退休金制。[5]
报告表发表以后，适逢巴巴多斯在1937年7月爆发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骚乱，杨慕琦于是借机在10月将准备多时的草案提交议会。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议会和立法局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不少地主、商人由于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加以推搪之余，又指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来可能不足以负担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终仍然得到三读通过，并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实。法例通过以后，在巴巴多斯连续居住满20年的长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5]
杨慕琦在巴巴多斯的政绩斐然，得到了伦敦殖民地办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获委任兼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护理总督一职，[6] 以接替因表现未如理想而被撤换的前总督符烈槎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5] 到1938年3月，杨慕琦卸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4][7] 随即调往坦噶尼喀地区，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8]
坦噶尼喀地区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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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非的坦噶尼喀地区早自1885年起由德国占领，一直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际联盟才于1919年将之拨交英国统治，所以英国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统治根基较其他英属殖民地要浅。[1] 杨慕琦上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之时，由于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正积极向纳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舆论担心英国会将坦噶尼喀送还德国，作为绥靖政策的一部分，使到当地一度民心散涣，士气低落。为显示英国对坦噶尼喀地区的管治承诺不变，杨慕琦任内热心推动经济及各样改革，又扩充行政、立法两局，以成功稳定民心。[1]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随即将殖民地占一定数量的德国裔人口收押到集中营，以减低殖民地政府被推翻的机会，确保当地在战时维持稳定局面。[1] 杨慕琦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种种功绩获得英廷肯定，结果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处理当地日益严峻的局势。
香港总督
[编辑]香港沦陷
[编辑]在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杨慕琦爵士于皇后码头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9] 杨慕琦抵港后在9月25日第一次召开立法局会议，当时香港社会各界都未有料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会入侵香港，杨慕琦也想不到三个月后自己会沦为日军俘虏。日本于1937年7月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在1938年10月登陆大亚湾后迅速占领广州，[10]并与保护香港边界的英军对峙，不过因为日本政府当时对于向英国开战仍有所犹豫，所以战火尚未波及香港。港府虽然保持中立，但受到日益严峻的东亚局势影响，自上任港督罗富国任内的1937年起，香港已开始备战，提防日本挥军南下入侵。不过，虽说是加紧备战，但英国派驻香港的兵员却没有显著增加，英国驻远东三军总司令朴芳上将曾经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增兵香港，但丘吉尔认为香港已被日本势力所包围，一旦日军入侵香港，沦陷大概只是时间的问题，增兵香港恐怕要承受全数损失，所以拒绝增兵香港，因此当杨慕琦在1941年9月上任港督之时，驻港英军的兵力只有约11,000人，再加上香港本地的义勇防卫军约1,387人，[11]由此可见，香港虽然面对日本入侵的压力，但防守兵力仍然十分薄弱，[11]直至加拿大派遣1,975人的援军协防香港，守军的兵力才稍为增强，但因为加军在11月抵港时已接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所以并无足够时间备战。此外，港府在11月初成立华人军团并招募了首批新兵共47人，期望可以补充守军兵力，但这些本地新兵未及完成所需训练，便要于12月投入实战。
因为英国情报部门估算日本最快不会早于1942年夏季前开战，港府在备战之余也经常强调英军有能力抵御敌军入侵，所以香港市面的情况仍然一概如旧。英国政府于12月3日得悉日本即将取道泰国入侵英属马来亚，伦敦当局于12月5日将消息电告香港，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于12月6日开始调动部队准备迎战，[12] 港府却出于避免造成社会恐慌，未有向公众告知战争即将爆发，杨慕琦甚至在12月6日仍前往半岛酒店出席慈善舞会，香港市面可谓一片歌舞升平。[11]
1941年12月8日凌晨（东亚时间），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时亦展开“南方作战”入侵东南亚各地，杨慕琦鉴于情势不妙，于是颁布动员令，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12]。日军于12月8日清晨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日军机队于上午8时空袭启德机场，皇家空军象征式部署的五架飞机近乎全毁。[13]杨慕琦于当日下午召开行政及立法两局紧急会议。晚上8时，杨慕琦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谴责日本为达成恶毒的目标而策动战争，又赞扬守军和市民面对日军的空袭表现英勇，杨慕琦表示自己会坚定与香港市民共同进退，一起面对艰难的战争时期，他又呼吁全港军民保持团结、齐心抗敌。[14]
香港面对作战经验丰富，且海陆空装备充足的日军来袭，虽然英军积极地采取拖延战术，但在葵涌及金山的英军防线却寡不敌众，在日军猛烈炮火下可谓“兵败如山倒”，在新界西部的醉酒湾防线左翼被日军突破，而九龙半岛又无险可守，英军于12月11日决定退守香港岛，并于12月13日清晨完成撤退行动[13]。日军认为困守港岛的英军已无战意，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便可拿下港岛，于是在12月13日上午派出劝降使团到香港岛，以炮轰和空袭作威胁，迫使守军投降，却被杨慕琦断然拒绝。[11]
杨慕琦拒降后，日军大肆炮轰及空袭香港岛，日军曾于12月17日第二度劝降，仍为杨慕琦所拒。12月18日晚上，日军趁炮轰造成的浓烟阻碍英军观察，分别在北角、太古船坞及爱秩序湾登陆香港岛，英军与日军随即爆发激战，12月19日及20日在黄泥涌峡的战斗尤为惨烈。12月21日，丘吉尔发出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并表示守军“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设想”，[11]惟当时英军已难以扭转败局，在日军强大的兵力和火力下，只能边战边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军虽然发起反攻，但始终未能击退日军。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但到下午3时，守将莫德庇向他表示守军败局已定，继续作战只会增加士兵和平民的伤亡，建议考虑投降，杨慕琦与港府领导层商议后决定投降，并联络军政要员尽快逃离香港。由开战至此，两者仅距18日而已。[15]
在12月25日下午4时，英军前线开始挂出白旗，日军同意停火，一小时后，英军派出军官到日军在铜锣湾的临时指挥部磋商投降，但由于日军要求英方投递降书，需要杨慕琦及莫德庇于晚上6时20分亲临日军指挥部提出投降。日军之后派员带领杨慕琦等人乘天星小轮横渡维多利亚港到九龙尖沙咀，在晚上7时到日军设于半岛酒店的临时司令部，向指挥侵港日军的酒井隆中将正式投降并举行投降仪式。[15]酒井隆中将亲自主持香港投降仪式，英军及港府由港督杨慕琦和司令莫德庇代表。由于英军在11日决定撤出九龙时，为阻止在九龙的发电厂被日军利用，所以英军与中华电力的工程人员在撤退前破坏了在红磡的鹤园发电厂，[16]九龙因此一直停电，当时又已经入黑，所以举行投降仪式的336号房只能以蜡烛照明，而杨慕琦也需要在昏暗的烛光下签署同意无条件投降的降书。自此，香港正式沦陷，进入长达3年零8个月的日占时期。由于杨慕琦向日军投降的当日正值圣诞节，所以该日又被称为“黑色圣诞节”。[15]
战俘经历
[编辑]杨慕琦是自英国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在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率大军投降以来，首位战败投降并失去殖民地管治权的英国官员。投降翌日，由华里士准将率领的赤柱守军亦确认投降消息而停火，至于杨慕琦本人于签署降书后即沦为日军战俘。日本占领香港后，大部分原殖民地政府要员都被羁押于赤柱拘留营，而杨慕琦最初仍获日方礼待，被软禁于半岛酒店内。[10] 日方后来将杨慕琦转到台湾拘留，除他以外，在台湾战俘营的英国俘虏还包括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托马斯爵士等盟军阵营的殖民地官员。[10] 不幸的是，杨慕琦在当地受尽折腾，甚至被关进竹笼，受尽日军凌虐。[10][17] 到二战后期，杨慕琦再被日方转送到满州国的奉天俘虏收容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羁押。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人们还以为他已遭遇不测，苏联军队后来进占中国东北，在当地集中营寻获杨慕琦。[10]
杨慕琦被日军拘留数年期间连基本饮食供应都不足，到获释时身体状况欠佳，所以他未有立即重返港督岗位，他获伦敦政府安排先回到英国疗养。至于1945年8月在香港重光之时，先由辅政司詹逊爵士成立临时政府，后来在伦敦指令下，由皇家海军夏悫爵士少将组建军政府暂时进行军法管治。[10]杨慕琦在1946年5月1日回到香港，复任香港总督，结束临时军法管治。[10]而在复任前，英廷向杨慕琦颁授GCMG勋衔，以肯定他在战时的表现。
杨慕琦计划
[编辑]
杨慕琦在复任港督不久，便废除了所有被认为对华人居民带有歧视的法律，杨慕琦在8月28日大胆发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18][19] 到是年10月，杨慕琦正式推出建议书，当中建议香港应设立一个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分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20]
根据方案，为配合市议会的设立，立法局内的官守议员议席会由原本的9席减至7席，非官守议席则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议席中，5人会是当然议员。而在非官守议席中，4人由非官方机构推举，另由太平绅士中选一人，商会中选一人，以及从新成立的市议会推选2人。[20] 港督仍会是立法局的主席，继续享有投票权。方案推出以后，被通称为“杨慕琦计划”。表面上，方案虽然容易推行，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没法得到全体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17日，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1]
杨慕琦卸任后，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入香港。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国下议院决定放弃计划，计划随即为港府所放弃。[1]
晚年生涯
[编辑]杨慕琦卸任港督以后，退居于英国英格兰的温彻斯特，晚年热衷音乐和弹奏钢琴，而且花时间参与当地唱诗班的活动，以及研读不少古典文学。杨慕琦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于温彻斯特的贝雷域奇疗养院（Bereweeke Nursing Home），享年87岁。杨慕琦生前曾居于温彻斯特的兰格府（Lang House），宅第在他身后改成民宿旅馆。
家庭
[编辑]杨慕琦的妻子名叫约瑟芬·玛丽·普赖斯，CStJ（Josephine Mary Price，？－1977年4月10日），而她的父亲则名叫沃尔特·C·普赖斯（Walter C. Price）。[6] 杨慕琦和约瑟芬育有2名儿子和2名女儿，当中，以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Sir Brian Walter Mark，1922年8月23日－2016年11月11日）最为有名。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是英国资深教育工作者，曾长年担任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6]
| 主要公职 | |
|---|---|
|
荣誉
[编辑]殊勋
[编辑]- C.M.G.（1931年[6]）
- O.St.J. （1932年6月24日[21]）
- K.C.M.G.（1934年[6]）
- K.St.J. （1940年6月21日[22]）
- G.C.M.G.（1946年新年荣誉名单[23]）
以他命名的事物
[编辑]相关条目
[编辑]注脚
[编辑]-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1886–197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2.0 2.1 2.2 2.3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48.
- ^ "Israel",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 ^ 4.0 4.1 "Barbados",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 ^ 5.0 5.1 5.2 5.3 5.4 Jeremy Seekings, "PA'S PENSION": THE ORIGINS OF NON-CONTRIBUTORY OLD-AGE PENSIONS IN LATE COLONIAL BARBADOS, August, 2006.
- ^ 6.0 6.1 6.2 6.3 6.4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Who'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69.
- ^ "Issue 3449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ndon Gazette, 1 April 1938, p.4.
- ^ "Tanzania",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 ^ "Hong Kong",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年6月。
- ^ 11.0 11.1 11.2 11.3 11.4 "Hong Kong, 1941- 1945", 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 1 May 1999.
- ^ 12.0 12.1 8.12.1941 開戰第一天 香港人是怎樣過的？. 港识多史. [2020-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26）.
- ^ 13.0 13.1 《日寇志—太平洋战争》，延陵科学综合室，造访于2009年5月13日。
- ^ 港督昨晚播講. 香港工商日报. 1941-12-09 [2020-04-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6）.
- ^ 15.0 15.1 15.2 《日寇志—花开-花开下卷》，延陵科学综合室，造访于2009年5月13日。
- ^ 嘉道理私人資料歷史導賞 發現老紅磡炸電廠避日軍. 明报. 2017-01-22 [2020-04-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5）.
- ^ Anthony Hamilton Millard Kirk-Greene, On Crown Service, I.B.Tauris, 1999, p.40.
- ^ 叶刘淑仪，《叶刘淑仪女士斯坦福大学硕士论文发布》，2006年6月。
- ^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 20.0 20.1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 ^ "Issue 3383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ndon Gazette, 24 June 1932, p.2.
- ^ "Issue 3487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ndon Gazette, 21 June 1940, p.1.
- ^ "Issue 3740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ndon Gazette, 28 December 1945, p.9.
参考资料
[编辑]英文资料
[编辑]-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48.
-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Who'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69.
-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Young, Sir Mark Aitchison (1886–197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nthony Hamilton Millard Kirk-Greene, On Crown Service, I.B.Tauris, 1999.
- "Hong Kong, 1941- 1945", 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 1 May 1999. 网页
- Jeremy Seekings, "PA'S PENSION": THE ORIGINS OF NON-CONTRIBUTORY OLD-AGE PENSIONS IN LATE COLONIAL BARBADOS, August, 2006. 网上版本
- "Barbados",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网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Hong Kong",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网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Israel",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网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Tanzania", theWorldStatemen.org, retrieved on 13 May 2009. 网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资料
[编辑]外部链接
[编辑]- 立法局会议记录（英文）
- 其他
| 官衔 | ||
|---|---|---|
| 前任者： 约瑟夫·柏恩爵士 |
署理塞拉利昂总督 1929年 |
继任者： 约瑟夫·柏恩爵士 |
| 前任者： 约翰·钱斯勒爵士 |
署理巴勒斯坦及外约旦高级专员 1931年9月3日–1931年11月20日 |
继任者： 亚瑟·沃霍普爵士 |
| 前任者： 乔治·欧文（署理） |
巴巴多斯总督 1933年8月5日–1938年3月 |
继任者： 威廉·弗林（署理） |
| 前任者： 符烈槎爵士 |
署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督 1937年11月–1938年2月 |
继任者： 赫伯特·杨格爵士 |
| 前任者： 麦迈克爵士 |
坦噶尼喀地区总督 1938年7月8日–1941年6月19日 |
继任者： 威尔弗里德·杰逊爵士 |
| 前任者： 罗富国爵士 史美（署理） |
 第21任香港总督1941年9月10日–1941年12月25日 |
继任者： 酒井隆中将、新见政一将军 军政厅最高长官 |
| 前任者： 夏悫爵士 临时军政府首长 |
第21任香港总督 1946年5月1日–1947年5月17日 |
继任者： 麦道高（署理） 葛量洪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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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咸·迪兹（1920–1923） • 基拔·卡里顿（1923–1925） • 斯图尔特·赛姆斯（1925–1928） • 哈里·查尔斯·卢克（1928–1930） • 杨慕琦（1930–1933） • 约翰·哈索恩·贺尔（1933–1937） • 威廉·丹尼斯·巴特希尔（1937–1939） • 约翰·斯图尔特·麦克弗森（1939–1943） • 约翰·瓦伦丁·维斯塔·萧（1943–1946） • 亨利·葛尼（1946–19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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