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音注

《资治通鉴音注》，为校注《资治通鉴》之书，凡294卷，元初胡三省著。另有《释文辩误》12卷。

成书过程

胡三省自宝祐四年（1256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贾似道门客廖莹中聘其校勘《通鉴》，以教授弟子。日后以三十年的岁月为《通鉴》写注，初稿有97卷。南宋末年，在逃难新昌时，将97卷《资治通鉴广注》书稿装进木箱，掩埋在村旁的山野里。乱过之后，返回家中，发现书稿全被窃贼盗劫。胡三省毫不气馁，又重新写起，时年已四十六岁，闭门绝客，日夜疾书，“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公认是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最佳者。有学者对胡注《唐纪》部分所引用书目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并对其中的佚书进行辑考，发现胡三省光是〈唐纪〉即引用102位学者之论点，引文超过一万条，可谓旁征博引，还包含大量的佚书，皆远超过司马光的《通鉴考异》。

胡三省另撰有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是针对史炤的《通鉴释文》三十卷进行订正工作。不过胡三省在注《通鉴》时又有意无意地袭用了史炤《释文》的成果。

特色

胡三省针对《通鉴》中大量的僻字进行注释，如《周纪一》“威烈王”的称谓，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胡注更正不少《通鉴》的错误，例如《通鉴》卷十八《考异》中引班固的《汉武故事》考证史事，胡注：“按《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晋纪四》载：“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载：侯景攻城，“城内掷雉尾炬，焚其东山，楼栅荡尽，贼积死于城下。”，胡三省注：“死于城下者，岂能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蹙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胡三省注：“参考新、旧志，乃是凿山开车路十八里，非漕渠也。”胡三省还能以亲见的事实考辨《通鉴》的记载，例如《通鉴》卷二百五十记载唐末裘甫起义：“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说当地多用井水，断绝溪水对起义军起不了威胁。胡又指出王式平定裘甫之乱的记述远较张伯仪讨平袁晁之乱详尽，并非因为裘甫之乱的影响较大，而在于：“王式，儒家子也，功成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

错误

胡注自然难免有误。例如：在《资治通鉴》中“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一文，胡三省注释白籍为：“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胡将咸和二年的土断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误解了“实编户”与“皆正”二字的含义，成了解释上的大问题。《通鉴》周赧王四十五年范睢下胡注云：“睢，音虽，”钱大昕《通鉴注辨正》更正为：“考武梁祠画像作范且，且与雎同字，宜从且不从目，注读为虽，失之甚矣。”《通鉴》卷一百一十八载：“裕以康为河东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胡注曰：“详考上文，详考上文，未知平等为何人？”查《宋书·王康传》“平”即指邵平，为温公所误削其姓。《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五：“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虏功曹刘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胡三省注曰：“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朱舜水指出：“岂有佩之于腰，而谓之腰扇者？且亦非折叠，若云折叠，凡扇皆然，何烦注释。”《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陈纪五》载：“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胡注曰：“史言齐主淫刑以逞”，查《北齐书·后主本纪》原文：“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暍”字被司马光改成了“赐”字，实应是指中暑而死，非赐死。《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胡注称：“以麻絚巨竹分朋而挽水，谓之拔河。”这是对拔河的错误见解。《通鉴》卷二百四十二，穆宗长庆二年云：“（二月）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胡注：垂拱二年，分乌伤县置东阳县，取旧郡名以名县也，属婺州。”据《元和郡县图志》卷26义乌县条，武德七年又改乌伤为义乌，胡注“乌伤县”应为“义乌县”之误。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七有列举胡注误处。有学者指出《通鉴》卷二六三开平三年六月胡注“急趋自西门人”为：“按唐长安城十门，西南三门，惟延平门近南山耳。长安既丘墟之余，且城大难守，使师厚不以奇兵入西门，岐兵亦不能久也。”此处有误。